家风，既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重视家风建设，留下无数极具教诲意义的家规、家训，教育陶冶着后辈子孙，谱写了许许多多回味无穷的优良家风故事。同时，历史上也有一些贪官污吏，因家风不正，家庭成员利用其权力和影响行不法、不德之事，为世人所不齿，留下千古骂名。

　　东汉时期的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据记载，杨震赴东莱任太守途中，路过昌邑，被他举荐担任昌邑县令的王密，夜揣十金往其住处赠送，以谢知遇之恩。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坚辞不受。由此，重操守、讲自律的杨震被称为“四知太守”，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受其熏陶和感染，杨震的子孙皆能守清白家风，清廉自重。

　　北宋包拯生前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命人刻在堂屋墙壁，以昭后人。包拯重言教，更重身教，据《宋史》记载，包拯“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养成了清廉公正的家风，并被包氏后人继承弘扬。

　　北宋大臣司马光，倡导“谨守礼法”和“德教为先”的治家之道，嘱咐儿子“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要儿子继承自己家族的清白之风。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不但儿孙清白相承，连他家雇的守园人都受到熏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地方叫独乐园，是洛阳的一个小花园。一次，他从独乐园门前经过，见新盖了一间厕屋，就问守园人建屋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守园人答，是游人给的赏钱积攒而来。司马光说，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守园人答，难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钱？家风的辐射带动作用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官员家庭一旦形成良好家风，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能涵养自身官德，还能使家人子弟和后世子孙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继承其优良品德和优秀传统。

　　与这些清官廉吏相对照，历史上一些家族因家庭成员腐化堕落而衰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汉代重臣霍光，早期很重视自身修养，为官谨慎，能秉公办事，但随着权势日增，他的警惕性也随之减退，尤其表现在治家无方上。霍光的妻子为人贪妒成性，犯下重罪后，霍光竟瞒天过海，既不上奏，也不加惩处。霍光死后，霍氏子弟依旧手握重权，但由于家政不修，骄傲自大，生活奢侈糜烂，甚至萌生谋逆之心，最终导致霍家全家被杀，并株连亲友。

　　北宋宰相寇准，刚直足智、不畏强权，并在抗击辽国入侵时立下汗马功劳，但就是这样一代名臣，却性奢侈，经常通宵歌舞筵宴，连马棚、厕所也灯烛通明，动辄就奖赏舞女绫罗，被讥为“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要知道，灯烛和绫罗是当时的“奢侈品”，普通人家根本用不起。司马光说他是“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明代首辅严嵩奸贪狡诈，儿子严世蕃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生活腐化、贪酷成性，甚至敢向太子勒索钱财，到最后严世蕃因罪被杀，严家被抄。

　　“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古人尚且明白家风的重要，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更应时刻注重家风建设，坚持以身作则，注重教育家庭成员以廉为德、以廉为荣、以廉为美，引导家庭成员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律自重，让清廉之风成为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而为在全社会营造崇廉尚俭的良好风气作出贡献。(作者：江苏师范大学 田旭明 陈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