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先哲圣贤，历来都把知耻视为“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人有气节，国有国格。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心存戒惧，取舍有度；一个国家有了羞耻之心，才能自尊自强，众安道泰。可以说，小到个人修养，大至民族气节，都不能不知耻。

　　孟子曾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意思是人不可以不知羞耻，从不知羞耻到知羞耻，就可以免于羞耻了。人若知耻，便能心存戒惧，因求荣免辱、维护自身尊严的内在需要而自觉约束自己。这里的“耻”表现为“羞恶之心”。作为一个人必须有羞恶之心，这也是基于人类自身除了具有动物性以外，关键在于人还有“灵”的存在，人性既有善的一面，那么应该有基本的羞恶之心。这也是人“异于”或“贵于”禽兽的重要区别。南宋大儒朱熹继承孟子思想，认识到“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入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

　　清朝康熙年间，江苏省吴江县令郭就是从不知羞耻到知耻远耻的典型。《啸亭杂录》中记载，郭因贪黩敛财，被人告发，在接受新任江苏巡抚汤斌质询时，郭认识到自己为满足前任巡抚余国柱的贪欲，而变得寡廉鲜耻，毫无戒惧，乃至“入于禽兽”之列。在一代廉吏汤斌的感召下，郭深感自己所作所为很“无耻”，内心体验到一种屈辱、羞恶的情感，于是下定决心，改过迁善，做该做之事，避该避之事。他向世人宣布：“前令郭已死，今来者又一郭也。”其政治也为之一变，“兴学校、禁私派、革火耗、清漕弊”，又善断疑案，弹劾权奸，被称为“铁面御史”。

　　从道德哲学角度看，知“耻”，是每个合格公民所应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也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知耻才能心存敬畏，遵纪守法，不碰底线。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无所顾忌地冲破道德底线，导致了严重的腐败问题。探其原因是复杂的，但缺乏耻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从治理国家层面看，管子对“耻”的认识更为深刻。管子认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管子还认为，“耻不从枉”，即不与道德低下的人同流合污，不做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事，“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五代宰相冯道一生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为臣，侍奉了十个皇帝，位居将相高位二十余年，无论是处在“国有道”还是“国无道”之境，都是官运亨通，“富且贵”。他晚年撰写回忆录《长乐老叙》，历数自己曾经服务过的君王、获得过的各种官职荣誉以及家人所得到的恩赐。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编写《新五代史》时评价《长乐老叙》指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冯道的自述不知廉耻，反自以为荣耀，不禁感叹：身为大臣而毫无廉耻，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的啊！

　　站在当下理解这番话，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导干部若不知耻，心无戒惧，就没有不敢做的事，其结果影响的不仅是自己和身边人，还极易带坏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个系统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环境。所以说，官职越高，权力越大，越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谷梁传》中说：“君不使无耻。无耻，则随心所欲，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一个有了羞耻之心的人，才能知荣明耻，知道底线在哪里，这是先人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值得今天的党员干部深深印刻在心中。(孙军红 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