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处于不同的时期，人们面临不同的考验，战争年代是枪林弹雨，和平建设年代是灯红酒绿。说到这灯红酒绿的考验，离不开“酒色财气”这四个字。

　　当初人们只把“酒色”二字相连，用以对某些人作出评价，称之为“酒色”之徒。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讲到刘邦年轻时的弱点，即说他“好酒及色”。而班固在《汉书·朱博列传》中，讲到朱博的长处时，则说他“为人廉俭，不好酒色”。当然，单凭这两个字来评价历史人物，未免偏颇肤浅。

　　在“酒色”二字之后再加上“财”字的，是东汉时的杨秉。此人官至太尉，执掌全国军政，可谓位高权重。他曾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所谓“三不惑”，就是不受这三样东西诱惑，从而保持头脑清醒，身心健康，为官清廉。他虽为高官，但始终保持清心寡欲的淡泊性情，一生滴酒不沾，夫人早逝也不再娶。所有这些，在封建社会污浊的官场中，的确难能可贵。

　　杨秉死后近千年，南宋有位词人，也是个做大官的，名叫李曾伯，此人德高望重，在“酒色财”三字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气”字，继承和发展了杨秉的“三不惑”。他认为，“气”就是逞一时之气，遇到事情时，不能克制自己的脾气，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他还写了四首五言律诗，分别论及“酒色财气”，大体是说：酒伤身，色误国，财是身外之物，气是至祸根由。

　　古人将“酒色财气”变为劝诫性的成语以后，在元、明、 清三代七百多年间，习为常言，到处传用。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把“酒色财气”列为“四害”，以告诫后人，此四字几乎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地步。

　　到了当代，人们懂得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再说起“酒色财气”来，认识得就更为全面。这四个字，概括了一般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既包含物质生活内容，又包含精神生活内容，交织在一起，渗透多方面。然而，凡事皆有度，适度则有益，过度则成害。一旦稍有放纵，变成嗜酒、好色、贪财、纵气，将会导致当事人的堕落乃至毁灭。

　　君不见，古往今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凡夫俗子，不知有多少人倒在了“酒色财气”这四个字上。当前，我们应高度警惕“酒色财气”的消极影响，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生前所教导的那样：“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田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