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这部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史学巨著，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遗业，完成“通古今之变”的任务，奉献一生精力而著成的。

　　汉武帝元封元年，汉武帝赴泰山封禅，通过祭祀天地，宣称受命于天以巩固统治。在封禅之典上，太史令应承担重要职责，然而，汉武帝信任方术之士，太史令司马谈却被滞留洛阳，未能参与其事。这让司马谈感到既羞又恨，悲愤而亡。在临终前，出使西南地区的司马迁刚好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对儿子谆谆嘱咐：“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大意是，自《春秋》以来的历史近乎空白，汉王朝建立以来的历史也没有好好编修，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自己作为太史令感到非常恐惧，希望司马迁一定要继承遗志，撰写一部史书。司马迁答应父亲：一定竭尽所能，在父亲撰述的基础上，完成史书的编修，将这段历史记载下来流传给后人。

　　司马谈是汉武帝初期的著名学者，在建元、元封年间曾任太史令。他年轻的时候，拜多位著名学者为师，广泛涉猎多门学问，跟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随哲学家杨何学习《周易》，向学者黄生学习黄老之术。后来，司马谈凭借其广博的学识素养，担任太史令，负责史事的记录、典籍的整理、天文历法的推算以及祭祀等事务。

　　作为太史令，司马谈对先秦以来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他发现，经过汉初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汉王朝虽然社会经济取得极大的发展，但文化传统的复兴相对滞后。秦始皇焚书，烧毁了大量史籍著作。秦末战乱，项羽攻占咸阳，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国家所藏典籍也最终化为灰烬，文化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汉王朝建立以来，虽着手进行文化重建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了不少书籍，但国家的重心在经济建设，不仅典籍缺乏必要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自孔子撰著《春秋》以后，从鲁哀公十四年至汉武帝时期，长达四百年的历史，居然没有一部经典的历史著述，以致当时学者对于先秦历史及诸子百家之学多不熟悉。

　　对此，司马谈感到极为担忧，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两项重大的时代使命：一是梳理先秦史实，编撰一部史书；二是辨疑释惑，总结先秦诸子之学。一方面，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百家著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名篇《论六家之要旨》，从学科分类的高度，将春秋战国“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总结各学派的要义，为先秦诸子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司马谈开始编撰自先秦至西汉的史书，构建《史记》体例，搜集资料，尝试写作。由于经历秦代焚书和秦末战乱，留下来的史料极其有限，编撰一部可信的通史，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司马谈没能完成这部史书就含恨而终了。

　　好在司马谈很早就有意识地培养司马迁的史学才能，希望通过父子接力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的指导下习字读书，父亲还让他从事农耕、游牧，切身体验生活的艰辛，进而感受历史的沧桑。十岁时，司马迁便已能阅读《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还曾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鄱、薛、彭城体验孔子与门徒所遭受的困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历史古迹，采集历史传说，开阔了胸襟，增长了见识，丰富了历史体验，为后来编撰《史记》打下了良好基础。

　　司马迁凭借杰出的学识与才干，步入仕途，担任郎中，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志在建功立业，奉使西征南略，实现了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假以时日，立功异域，封侯于万里之外，对于司马迁而言并非难事。然而，司马谈的临终遗训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取向，继任太史令，由立功转为立言。面对既是父亲的、家族的，更是历史的、时代的重托，司马迁深刻地领会到撰写史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的遗训也成为他编修《史记》的精神力量。

　　司马迁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潜心修史。由于没有相关书籍可以直接借鉴，国家所藏典籍又多散乱，因此，司马迁需要先整理大量的典籍，再从各类书籍中摘录史事，并加以考辨、缀集。另外，还要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史记》撰写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惨遭腐刑。李陵率军讨伐匈奴，兵败降敌。消息传来，汉武帝极为愤怒，群臣声讨李陵的罪过，司马迁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李陵虽然失败被俘，但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他败降之罪。

　　其实，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志趣也不相同，他之所以愿意为李陵说辞，一来是因为司马迁观察李陵的为人，孝顺父母，言而有信，廉洁奉公，谦恭礼让，常怀报国之心，有国士之风。二来是因为汉武帝因李陵降敌一事极为悲伤，司马迁想通过论说李陵的功绩来宽慰汉武帝。然而，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在诋毁他人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将司马迁治罪。

　　为了延续历史的书写，司马迁不得不选择极其耻辱的宫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后世也。”

　　为了坚定信念，司马迁还以古昔圣贤的事例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无怨无悔地搜罗天下散失的遗闻旧事，辨析史实，考究历史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之理，终于撰成《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并期待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达到补六艺之缺，“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司马迁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圣”。司马迁能创作完成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与父亲司马谈的遗训和他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品质有着莫大关系。□

　　卜宪群点评

　　遗训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遗训泛指前人留下的一切箴言，狭义的遗训是指病重或临终前对后人、家人的教诲、交代。中华文化是一种重视遗训的文化，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常用遗训的方式向大臣或家人交代政事、家事，而是否能够遵守遗训，又被视为后继者是否具有道德水准的象征。

　　相传，夏王朝太康荒淫失国后，其弟五人在洛河边作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就是借大禹的祖训表达对太康的怨恨。这首歌后被视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起源之作。《国语·周语上》说：“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三国时期吴国文学家、史学家韦昭注：“遗训，先王之教也。”意指治国理政者必尊重祖先的教诲，向过去的历史惯例学习。汉文帝临终前留下遗诏：“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以此来教育大臣及家人要重生轻死，反对厚葬扰民之风。汉文帝之子汉景帝谨遵遗训，“自崩及葬凡十日”。他们的民本思想，终成“文景之治”的佳话。这是广义的遗训。那些历经坎坷的人物，往往也把最宝贵的人生经验或教训，或用文字著录下来，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讲述出来，专为其后人借鉴，这是狭义的遗训。如著名廉吏包拯生前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司马谈临终前把自己的宏愿托付给司马迁，司马迁忍辱负重，尽其一生完成了伟大作品《史记》，被后人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既可以视作他对父命遗训的尊重，更可看作古代史家对历史传承的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感。《史记》诞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