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十分繁荣。此时兴起的诸子百家，面对礼坏乐崩的时代，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能够重建秩序，结束纷争。于是，治国理政成为先秦诸子思想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他们思想建构的最终落实。

　　先秦各家思想中，法家比较强调统治术，强调统治者通过一定的“法术势”驾驭臣下和百姓，秦国靠法家之术富国强兵完成统一，然而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人们不得不对法家的治国思想进行反思。道家比较讲究无为而治，西汉早期以黄老无为治国，结果却导致放任不作为，地方出现分裂倾向。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强调道德教化，一度被认为迂腐不切实际。但是，种种历史教训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正视儒家思想的深远用意。《大学》关于“治国”的思想，可以说浓缩了一个“正”字，“政者，正也”也为历代治国者所传承。

　　家国同构

　　《大学》认为“治国必先齐其家”，连自己的家都不能管理的人是不能够教化国人的。这里“家”的范围比我们今天所讲的核心家庭要大得多，是指宗法制下宗族式的家族。

　　在儒家看来，治理宗族的法则可以移植过来治理一个国家。比如对待长辈要孝，而孝背后和对待上级的“忠”有类似的地方，都强调“尽己”，也就是毫不保留地贡献自己，因此可以“移孝作忠”，把家庭伦理延伸到政治伦理当中。

　　汉代察举制的举孝廉就是对这一原则的制度提炼。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推行“举孝廉”的制度，地方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之人。在制度设计者看来，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首先是对地方风俗的激励，其次孝亲之人在德性上有所保证，也能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汉代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举孝廉出身，例如文字学家许慎、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华佗等。

　　现代社会结构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取代了家族，家的范围不断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家庭伦理对治国的影响。家风对人才的塑造具有基础性作用，一个人自幼成长的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对其未来行为会有“润物细无声”般的影响。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应该重视家风建设，重视优良家风的培育。

　　絜矩之道

　　如果我们仔细看《大学》乃至整个儒家学派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说，会发现儒家在谈治国时较少论及具体的“术”，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德”和“道”上。德是本，术是末，有术无德之人可能造成更大的政治恶果，因此，儒家政治德性论说尤为重视“絜矩之道”。

　　什么是“絜矩之道”呢？指度量，矩是尺子。儒家以“矩”来象征道德上的规范，絜矩之道便是指向内心的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治理者的一言一行具有示范作用，只有保持修身自省，使内心有一把尺子，才能去除私念，不被欲望支配，避免上行下效导致的负面后果。在儒家看来，这是对治理者的一个基本要求。

　　春秋时期，有一次令尹子佩邀请楚庄王赴宴，楚庄王爽快地答应了。子佩在京台准备就绪，就是不见楚庄王驾临。第二天，子佩拜见楚庄王，询问不来赴宴的原因。楚庄王对他说：我听说你在京台摆下盛宴。京台这地方，向南可以看见料山，脚下正对着方皇之水，左面是长江，右边是淮河。到了那里，人会快活得忘乎所以。像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难以承受如此的快乐。我怕自己去了之后会流连忘返，耽误治理国家的大事，所以改变初衷，决定不去赴宴了。楚庄王不去赴宴，并非“言而无信”，而是内心的那把尺子提醒自己要与欲念保持一定的距离，专注于为国为民造福。

　　儒家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领导者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会影响普通百姓。如果想要社会风俗淳美，领导者就需要关注自身的德性修养，克制欲望坚守良知，否则很难实现善治的目的，这也是儒家重视絜矩之道的重要原因。而我们今天的廉洁自律准则所提出的廉洁自律八条规范，无一不指向党员干部内心的公平公正，这也是随着时代发展，对从政者提出的更高要求。

　　以义为本

　　《大学》在治国理政方面还强调义利之辨，在义利关系上讲究“以义为本”，尤其是对于治理者来讲，反对急功近利，反对短时期内的利益积累。在儒家看来，对人民力量的凝聚，并不是单纯的利益至上，而是用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感召，只有这样，国家财富才会变成真正的国家力量，因此，儒家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相反，事事与民争利，即使国家能够迅速积累财富，人心也将不在，正所谓“财聚则民散”，只有藏富于民，让财富发挥它真正的用途才会有“民聚”。

　　隋朝建立以后修建了大量的国家粮仓，几个著名的粮仓储量都在百万石以上。隋文帝末期甚至出现了“府藏皆满，无所容”的状况，隋炀帝登基之时，全国官仓储备够用50年之久。这样的储备耗尽了民间财富，国家财富与社会矛盾同步积累，导致如此富裕的隋朝，二世而亡。这也证明，积累财富并不是国家的终极目的，而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手段。

　　儒家的政治哲学特别强调政治德性，正己而后正家是治国理政的起点，絜矩之道讲的是如何能“正”，以义为本则是将“正”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要贯穿的原则。在今天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中，无论是对党员干部的“三严三实”要求，还是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无不蕴含着“正己而后国治”的理念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