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    主管
2015年第6期

社论

把纪律挺在前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要闻

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委员共商国是

王岐山同志与代表委员议反腐

赵洪祝主持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会议并讲话

两会专题

习近平总书记两会论全面从严治党

王岐山同志两会谈正风反腐

正风反腐,助推经济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正风反腐,为全面深化改革清淤排障

正风反腐,让法治精神随严明纪律立起来

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实实在在获得感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谈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谈落实主体责任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纪检监察机关代表委员谈担当

市委书记、市长代表谈落实主体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谈价值观与反腐败

“塌方”过后如何面对

两会十大热词

时评

两会期间打“四虎”折射出什么

推不动的公车改革为什么动了

保证金只是违规发奖金的幌子

论坛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

瞒报个人重大事项就是对组织不忠诚

讲规矩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

执纪

如何认定张某在工行改制前后收受钱款的行为

监督

搞好专项巡视需强化“四种意识”

江苏:在巡视中锻炼优秀干部

风范

清风盈袖净无尘

追忆

我们向吴波学什么

走近一个高洁的灵魂

警示

能人“马甲”下的腐败样本

环球

2014国际反腐败形势分析

新风

父亲的遗产

新鞋子,旧鞋子

诚信

文苑

“学思践悟”小议

穿件“怕”字编织的软猬甲

明“礼”与“讲规矩”

金钱是成功的标志吗?

有感于赵简子的“哭”

把自己守成一株草

失之在俄顷 积之在平日

百姓心中的好书记
——记山东省寿光县原县委书记王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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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离任县委书记22年后,还有许多老百姓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自家餐馆、商店或是药店。

  他走在家乡的街头,轻易不敢坐出租车,因为只要被认出,司机就会经常“拒绝收费”。

  他的职务几经变化,但在家乡人民看来,他永远都是那个穿着布鞋,绾着裤腿,或奔忙在田间地头,或盘坐在百姓炕头的“百姓书记”。

  他,就是优秀县委书记的代表,在山东省寿光县担任县委书记5年半时间的王伯祥。

  “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就勇往直前地去干”

  1986年6月,王伯祥担任寿光县委书记,就职时表态:“我们的立足点是让寿光县富起来,让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花,过上好日子。”

  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王伯祥把目光投向“菜园子”。他提出,把培育和扩建蔬菜批发市场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经济规律为杠杆,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1986年,计划经济坚冰仍未破除,“市场”二宇还很敏感,有人悄悄地提醒:搞“市场”搞出事谁负责?

  王伯祥的回复简单而坚定:“百姓最重要!共产党的干部首先考虑的是群众的利益,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就勇往直前地去干。如果真有什么政治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从1986年开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三次扩建,从占地20亩扩大到600亩,全国215个大中城市都吃上了寿光菜,寿光成了国内的“一号菜园子”。

  “市场”打出来后,王伯祥又开始了新的思考:菜是“夏天草,冬天宝”,怎么才能在冬天也大面积种菜呢? 1988年腊月,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带来喜讯,东北有个韩永山,能不生炉子、不烧煤,在寒冬腊月里种菜。为了证明,王乐义拿出捎来的黄瓜。端详着顶花带刺、青翠欲滴的黄瓜,王伯祥眼中放光:“这不是黄瓜,是黄金!”

  请来了韩永山,但建棚的六、七千元费用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赔了钱,损失谁承担?王伯祥说:“挣了算自家的,赔了县里承担”;三元朱村17名党员愿意带头,但要砍掉正在抽缨孕籽的20亩玉米建棚,“杀青”责任谁担当?王伯祥说:“受损失的户,县里补偿;政治责任,我来承担。”1990年,17个棚平均创收3万多元,他喜笑颜开,当即拍板在全县推广,王乐义、韩永山任技术指导,自己当助手。王伯祥给王、韩二人配备了新吉普车,他自己依旧坐他的旧车,有人说:“伯祥书记都快成三元朱村的副书记了。”他笑言:“大棚搞成了,我当村民也行。”

  在任县委书记5年半的时间里,王伯祥每天一上班,做的第一件事情必定是阅读菜市场价格和交易量报表,拿起电话调度蔬菜生产……他考虑最多的是:乡间小路逢下雨就泥泞难行,影响蔬菜运输怎么办?某段时间蔬菜价格大幅跌落怎么办?菜市场有人欺行霸市怎么办?这些困难和问题最终都在他坚定的信念下顺利解决。

  到1992年,全县大棚发展到26万个。这一场“绿色革命”,不但富裕了三元朱村,也燃起了整个寿光种植冬暖式蔬菜大棚的火种,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

  “为了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我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种树树不长,种粮粮不收,望着海水渴死人,守着土地去逃荒。”这是寿北以前盐碱地荒凉与贫瘠的写照。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20余万寿光人喝着盐碱水、吃着黄蓿菜,生活在穷困的“北大洼”。

  1987年,在王伯祥主持下,寿光县成立了寿北开发规划组,300多名水利、养虾、晒盐方面的技术人员,经过8个月调研完成了可行性规划。面对质疑的目光,王伯祥慷慨陈辞:“开发北大洼困难是有,但可以克服。怕,畏首畏尾,只能是懦夫。咱们在寿光生活了几十年,祖祖辈辈生活了数千年,老和一个‘穷’字扯不开,还能再穷到儿辈孙辈重孙辈吗?”他痛下决心,要带领寿光人向千年洪荒发起总攻,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到底。

  1987年10月8日,寿北开发的号角嘹亮吹响。天还没亮,820多辆汽车,320多台推土机,6500多辆拖拉机,难以数计的马车、地排车、小推车,就排满了道路,20万民工扛着工具,如潮水般涌向“北大洼”,沉寂了几千年的土地一时间人声鼎沸,机声隆隆,热火朝天。

  之前三天,王伯祥已经把铺盖搬进了工地。方圆20里没有村庄,他跟民工一样就地挖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洞,埋几根竹竿木棒,盖上草苫子、苇席,就成了他的宿营地和指挥部。时任农业部部长林乎加来寿光视察,到了“北大洼”工地,遇到一个鞋上沾满泥巴的“民工”,林乎加问:“你们的伯祥书记在哪里?”“民工”说:“我就是王伯祥。”林乎加打量着他,久久无言,后来感叹:“一个县有这样的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

  他在工地上一住45天,中间没回过一次家。每天,他与民工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从未单独开过小灶。45天后,泛着白碱的烂泥滩眼瞅着就变了模样,修筑沟、路、渠等300多条,修道路林带299条、干支沟渠300多条、条台田11万亩,新筑防潮大坝3100多米,圈围滩涂面积5万多亩。

  有人认为“打扮”偏远盐碱滩不够“露脸”,王伯祥当即火冒三丈:“什么招不招眼,露不露脸,共产党的干部能做到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足矣!”在当年寿北开发总结大会上,他向台下的干部群众连鞠三躬,动情地说:“我王伯祥是农民的孩子,是人民的一头牛。我永远不忘寿光父老乡亲对我的哺育和训教,为了寿光人民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倒数第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争先的勇气”

  1986年7月,王伯祥参加潍坊市工业会议。数据显示,扣除原盐产值,寿光工业在12个区县中列倒数第三。走出会场,他抓着会上发的通报表就回了寿光。在紧接着召开的全县工业会议上,他提出“知耻而后勇。倒数第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争先的勇气。我们必须打一场工业攻坚战,用三到五年,让寿光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王伯祥带着计委、经委、财政等部门的同志,把全县20多个县属企业逐一看了个遍,听汇报、看厂房,和职工一起讨论研究,又马不停蹄地到工业强县考察。几番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缺人才。随即,县里对全县52个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测评,优秀者留任,其余全部更换。又从102个经济单位推荐的100名“能人”中优选40人,作为企业后备干部。县委制定了《关于企业厂长经理选拔任用条件》,大张旗鼓地对企业负责人公开选拔。王伯祥特别强调:选拔中看大节、看主流,不求全责备,只要政治素质可靠,有经济头脑,有领导才能,就可大胆使用。

  用人机制一活,工业全盘皆活。齐民思酒厂的刘子祥、仙霞集团的王金栋、联盟化工的杨志强、富康制药的杨维国等40多名公开选拔出的人才都在日后大放异彩,成长为优秀企业家。为了培植壮大工业企业,王伯祥用足用活了政策。他开“放水养鱼”之先河,抓盐业利税,免工业税收,“藏富于企业”;成立专门工作组,亲自带队到上级部门跑要资金,争取工业扶持近亿元,抓股份制改造,培植民营企业……l986年,他上任之初,寿光县、乡、村工业企业303家,1991年他离任之时,全县企业数量达到4854家,总产值翻了三番,利税增长了近十倍。有人说,王伯祥就像一把沉重的石夯,不知疲倦的起落间,为寿光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做个为老百姓干事的官,做个不贪不沾、干干净净的官”

  王伯祥信奉一句话: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1990年,有人提出:连年支持工业,县财政吃紧,能不能开征特产税?王伯祥断然拒绝:“经费有缺口,可以从别处挖潜,万不可和农民算计。”

  为了农民,他甚至不惜采取超常规手段。1986年,有一个小学房屋倒塌一处,学生一死七伤。他上任后,马上召开中小学校舍改造会议,掷地有声地说:“两年以后,哪个乡还有‘黑屋子’、‘土台子’,就腾出乡镇政府当学校!”不到两年,乡村校舍改造完成,他又把目光对准城区学校,把县属学校6000间校舍由旧平房改造为新楼房,打造出了远近闻名的“教育一条街”。

  王伯祥经常说:“要做个为老百姓干事的官,做个不贪不沾、干干净净的官,做个不让老百姓戳脊梁骨的官。”妻子侯爱英原是民办教师,1988年,有次转公办的机会,她把表领回来,王伯祥接着就给退了。县建委下属的苗圃聘侯爱英去当临时工,王伯祥又提出三个“不许”:不许留在机关,工资不许超过其他临时工,不许担任领导。直到“退休”,侯爱英都是个临时工。他一母同胞的两弟两妹,有务农的,当工人的,也有经商的,都不曾占过他一点“便宜”……任寿光县委副书记、书记8年时间,他一家五口人始终住在建于50年代的四间旧平房里。1991年10月,王伯祥调任潍坊市副市长。临行前,他和前来送行的人一一告别,紧握着书记的双手,人们泪眼朦胧,泣不成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王伯祥离任时,寿光有了20多万个年均收入2万多元的蔬菜大棚,有了120万亩效益可观的棉田、盐田、虾池,有了4850家蒸蒸日上的企业,有了10多万个“万元户”……而王伯祥自己的家当,一辆130货车就装了个干干净净。(鲁纪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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