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除恶其利断金

——市场监管、公安机关联合铲除危害食品安全的毒瘤

2019年7月2日清晨，一场由公安部统一部署协调的抓捕行动，在江苏、山东、福建、上海等地同时打响。数名涉嫌非法生产、销售新型有毒有害物质“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的犯罪嫌疑人陆续归案。

这一天中午，一辆飞驰在小雨中的汽车，停在了上海市宝山区彭浦镇派出所外。驾驶汽车的中年男子从车中走出，跨进了派出所的大门，迎面相遇的，是等候他多时的南宁市公安局民警。

黄某某，这名让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流向市场并被添入多种食品的犯罪嫌疑人，终于落入法网。

此案曾一度陷入僵局。

南宁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侦查大队此前接到群众举报，称其服用的广西茵曼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茵曼金公司）生产的“海参牡蛎颗粒”后，出现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呕吐等不良反应，怀疑产品有问题。公安机关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通报，两部门迅速启动了联合办案机制。案件线索很快就转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稽查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执法人员联合检查校园食品安全问题。

“海参牡蛎颗粒”属于普通食品，不具备保健或者治疗功能，但该产品却宣称“具有抗疲劳功能”，并且受害者的反应也基本符合有毒有害物质导致的表征。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经初步分析研判，认为相关产品可能涉嫌非法添加那非类物质。但是具体添加的是什么物质，成了摆在执法人员眼前的第一道难题。很快，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将涉案产品送交广西-东盟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进行检验。

然而，按照目前国家公布的食品中非法添加物的补充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没有发现那非类物质。“难道检验的涉案产品是合法的？”广西-东盟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的检测人员不禁在心里打起了嘀咕。秉着对送检样品高度负责的态度，检测人员查阅相关文献，采用HPLC-四级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率质谱联用技术，在送检样品中检出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随后，广西-东盟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积极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补充检验方法。

“一切为案件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立即组织专家审评，仅用时一个月，就颁布了《食品中那非类物质的测定》补充检验方法，将“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的检验方法纳入其中，为该案的查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他达拉非是一种处方药物，我国已经明确禁止将其添加到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中。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是他达拉非的衍生物，目前仅用于科学研究，没有经过临床试验的安全认证，不能用在人体和动物中。”广西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员黄清泉介绍。根据《食品安全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食品中添加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开展调查。专案组对广西茵曼金公司生产及销售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查扣成品5吨，半成品及原料约1.5吨，并现场抽取涉案样品27份送检，结果11份检出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由于案情重大复杂，市场监管总局对该案实行挂牌督办。

初战告捷，专案组决定顺藤摸瓜，深挖细查。根据前期掌握的案件线索，专案组赴山东省荣成市对上线进行追查，在当地监管部门配合下查扣山东中食生物（荣成）科技有限公司涉案产品及原料共计2吨，经抽样送检，检出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广西、山东等地监管部门吊销了广西茵曼金公司、山东中食生物（荣成）科技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并给予法定代表人、生产主管等直接责任人员“从业禁止”的资格罚。与此同时，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员也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进入公诉审判阶段。

案件至此似乎已完结，但真相并非如此。山东中食生物（荣成）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料“牡蛎蛋白粉”又从哪里来？专案组认为，应当直追源头，捣毁窝点。不过，由于该公司总经理供述的线索十分模糊，案件查处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停滞。

“源头一天找不到，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隐患就一天无法消除，我们必须要找到它。”联合专案组办案人员说。

考虑到此案涉及的犯罪嫌疑人活动范围大、分布省份广，公安部迅速协调广西、山东、江苏、广东、上海等多地警力，不放过任何一条有用的线索，长期跟踪，严密布控；市场监管总局及时跟进，通过召开案件推进会，实地调度，研究解决案件查办遇到的问题，议定工作措施。作为贯通两批主题教育、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实战检验，一辆由市场监管、公安机关“两个轮子”驱动的战车，开始了追踪有毒物质生产源头的联合行动。

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快速反应，真联实干，确保案件查得准打得赢。公安机关送检可疑产品，监管部门立即开辟绿色通道加急检验，送检产品检出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后，立即协调公安机关联合查办；公安机关查处违法窝点后，监管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对违法产品进行清点、抽样；司法机关提出检验合法性问题时，监管部门立即组织研究。一系列快速扎实有效的联合执法和行刑衔接工作，增强了打击食品违法犯罪工作的实效。

经过公安机关全面摸排，一个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集研制、加工、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为一体的窝点渐渐浮出水面。这家企业注册信息显示，法人代表为黄某某。

专案组决定，从前期侦查锁定的该公司工人扈某某身上开始突破。频繁往返太仓和上海嘉定的扈某某，将警方的视线牵回上海。

线索指向了嘉定某物流园的一栋“四层楼”。专案组来到这处物流园后却发现，园内楼房大都很矮，都是二层或三层，其中一栋三层楼却多出半层，三层的几扇窗户上分别伸出了一根通向房顶的白色塑料管。普通的仓库怎会将管道安装在如此奇怪的位置？这会不会是另一处生产窝点？

专案组的推测很快得到了印证，这正是黄某某生产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的另一处窝点。

从广西、山东等地购买使用2-羟基丙基去甲他达拉非原料的公司渐次被警方查处，再到下线人员纷纷被捕，黄某某意识到，警方的大网越收越紧。最终,压力之下，他选择到公安派出所投案。至此，这一利用新型化学物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系列案，被连根拔起。

这仅仅是漠视侵害群众利益专项整治中，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打击非法经营有毒有害食品等问题的一个具体案例。

专项整治中，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牵头，会同其他相关部门部署开展了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组织协调机制，加强执法联动、行刑衔接，共同解决案件移交、鉴定检测、涉案物品处置等问题。据统计，今年7至9月，各地行政监管部门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700起，占全部案件线索来源的34.4%，比以往翻了一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侦破食品犯罪案件5753起，捣毁窝点3568个，打掉犯罪团伙133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279名，总案值86.7亿元。

抓捕犯罪嫌疑人并不是维护食品安全的终点,更多的前端监管、源头治理也在进行中。以保健食品专项整治为例，市场监管总局及时发布《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名称、功能声称管理。

在广西茵曼金公司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系列案侦破后，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了有毒有害保健品追回工作。根据销售记录，市场监管、公安机关从购买者手中追回流出的有毒有害保健品，并对非法销售者逐一立案追查。（王丹妮）

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浑浊“泥汤水”变成放心饮用水

看着水瓢里清澈透明的自来水，青海省湟源县下胡丹村村民付顺泰高兴得一饮而尽。80多户村民忍受了近3年的“泥汤水”终于成为过去。

变化因何而来？还要从水利部不久前的一次摸底检查说起——

在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中，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由水利部牵头。为了摸清基层实际情况，使专项整治有的放矢，水利部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基层一线调研。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的检查，就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一天，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的4名同志对下胡丹村饮水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在村民家里，他们发现自来水存在明显杂质和异味。村民反映，如果遇到雨天，水会更加浑浊不堪，“烧开了都没法喝”。

问题出在哪里？调查组很快查明， 2016年乡村公路改建中，因路基抬高，导致下雨时路面雨水倒灌进该村蓄水池，影响了水质，再加上原有饮水工程老化，饮水安全问题更加凸显。有人曾向县里反映过这一问题，县里给出的答复是“资金紧张，只能逐步解决”。然而近3年过去，问题依然如故。

农村饮水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的幸福，岂容这般漠视！水利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发整改通知。湟源县随即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由水利局一把手挂帅开展整改。

饮水工程改造伊始，部分村民担心更换地下管道会损害自家房屋，坚决不同意施工。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解释，耐心做好思想工作。

施工过程中，600米管道位于乡村公路下，需要拆除部分硬化道路及路边排水渠，施工难度高、安全隐患大。工作人员多次与交通部门沟通后，得到施工许可和技术支持。

……

克服财力、人力等方面的困难，县水利局仅用40余天时间，就改造村内供水管道2千米，新建蓄水池1座，圆满完成了下胡丹村饮水工程改造，不仅水质经化验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而且水量、水压充足，农户饮水用水更加安全稳定。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各地水利部门积极行动。水利部计划全年解决8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仅6至9月就解决了57.8万。越来越多贫困地区的乡亲们都和下胡丹村村民一样喝上了放心水。（赵振宇）

解决农村公路“畅返不畅”——

千年“石榴村”打通了致富路

金秋时节，关中大地瓜果飘香。陕西省礼泉县任池村山坡上红彤彤的石榴映红半山腰，大小车辆满载石榴在宽阔平坦的村路上穿梭，奏响了一曲脱贫致富的华彩乐章。

大小车辆满载石榴在任池村“复又返畅”的宽阔平坦村路上穿梭。

礼泉县的石榴因唐太宗喜食而得名“御石榴”。毗邻李世民陵寝昭陵的任池村，更是有上千年种植“御石榴”的历史。任池村四面环山，原来只有一条出村的土路，进一趟镇里骑车都要一个半小时。2007年，在“村村通”政策的扶持下，任池村兴建了4米宽6.5公里长的硬化公路，帮村民们打通了致富路。村民们种植的石榴、苹果等农副产品销路打开了，生活慢慢有了起色。然而，经过十多年的运行，道路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又回到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状况。

“路上坑坑洼洼的，在这个路上骑车那才叫一个刺激，比唱《忐忑》都忐忑啊！”村民任志俊这样描述道。

“因为路不好，外地商贩来收购的大车进不来，全村600亩石榴运不出去，村民们只能用三轮车拉着到15公里以外的镇上去卖。路上长时间颠簸，品相受到破坏，也卖不出好价钱。”任池村村委会主任康长良介绍说，自从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县交通局专门拨付了修复资金，不但帮村里修好了路，而且路面也拓宽至了8米。通村公路旧貌换新颜，困扰村民的出行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10月22日，记者在任池村看到，外地来收购石榴的大车在村委会前排成了“长龙”。据村干部介绍，今年没了路上颠簸，每斤石榴收购价格都要比往年高一到两元，每亩石榴能比往年增收三四千元。不仅这些，道路修好了，西安交大、西安美院的很多大学生都来村里写生，去昭陵旅游的也都经过村前，很多村民都开起了农家乐，致富的路子更宽了。

任池村让“畅返不畅”的农村公路“复又返畅”的事例，仅是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解决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不到位、农民出行不便利等问题的一个缩影。

要致富，先修路，修完了还得管好路。“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是一项长期工作。专项整治以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和整治农村公路‘畅返不畅’为契机，加强公路养护规范化管理，积极实施路长制。”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县、乡镇、村三级设路长，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募乡村道管护员，使每条公路都有人管、有人养，让公路真正通乡、通村、通民心。

公路通，百业兴。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乡镇和建制村“畅返不畅”整治约6.2万公里，解决了1.5万个村庄出行不便问题，有效促进了农村物流和农村产业发展。

如今，在任池村，看着重新修好的宽阔农村公路，村民们致富的心气更足了，脸上笑容就像金秋的石榴开了花。（刘来宾）

为贫困人口撑起“保障网”——

危房改造圆了夏老汉的安居梦

10月23日，霜降前一天，河南省项城市秣陵镇夏营村66岁的夏老汉，在市委宣传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房。

“镇村干部帮着俺操心，买水泥、买砂石，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新房子建好了，还帮我把院子里的水泥地坪都打好了，我特别满意。”夏老汉脸上写满幸福。

作为村里的五保户，夏老汉于2017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两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夏老汉每月享受10度免费电，吃上了免费的自来水，每年还能拿到来自“金融扶贫”的3000元补助。镇村干部和市里的扶贫干部经常到他家走访慰问，送来米、面、油和衣服、被褥等，吃和穿再也不犯愁了，夏老汉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

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据贫困名单，组织技术人员和驻村干部在入户排查危房时发现，夏老汉家的两间破旧房屋，一间堆放着柴草，一间居住和厨房混用，房顶望得见天，墙面经常掉渣。“不挡风不遮雨，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哪有安全感可言？”夏老汉家的危房改造迫在眉睫，驻村干部和危房排查工作组立即上报这一情况。

经过审批，夏老汉家被列为危房改造户并安排了1.5万元的补助。然而，由于建筑砂石价格上浮，这1.5万元无法满足他家的建房需求。

事情不能一搁再搁！在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协调下，驻村干部依据政策规定，筹措资金近2万元，在三秋大忙时节联系施工人员尽早开工。国庆前夕，在一挂鞭炮声中，夏老汉家的房子动工了。

眼下，老人家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三间大瓦房，重新粉刷围好了院墙，还盖了一间厢房作为厨房。朱红色的大门旁，地平路净，夏老汉乐得合不拢嘴。

越来越多像夏老汉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从破旧不堪的危房搬进温暖安全的“幸福屋”。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的危房改造任务，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确定的“两不愁三保障”重要任务之一。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截至9月底，确定的135.2万户改造任务已开工126万户，开工率93%，比去年同期提高8个百分点，已竣工112万户，竣工率83%。

在此次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中，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是一个重点项目。“从工作进展情况来看，吃和穿‘两不愁’基本解决了，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国务院扶贫办有关同志介绍，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国务院扶贫办在组织全面摸清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底数的基础上，协调教育、卫生健康、医疗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深入开展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如卫生健康委加快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并配备相应设施设备。全国832个贫困县中，解决23个乡镇没有卫生院、897个行政村没有卫生室、556个乡镇卫生院没有合格医生、4993个行政村没有合格村医的问题。

夏老汉说，现在有点小病小痛，可以去村里的卫生室拿药，同时他还参加了“新农合”，可以享受“先看病、后付费”的“一站式”结算服务，看病就医再也不用愁。“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贫困户吃穿不愁，有病可看，住得安全，生活更有盼头啦！”（沈叶）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漏保”问题——

贫困村民领到低保了

“前些日子，我们县出了新政策，把我儿子纳入了低保，我们家的生活压力轻了不少。”提起低保带来的变化，鞍山市岫岩县大隈子村村民王玉家的言语里充满感激，“应保尽保，政府真是说到做到！”

转变，发生在民政部深化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期间。按照国家规定，各地会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划定低保保障标准。在岫岩县，低保的资格条件是农村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410元且财产状况不超标。这一做法让大多贫困家庭得到了基本保障，但仍有少数困难家庭难以得到有效救助，王玉家一家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王玉家的家庭收入全靠务农，勤勤恳恳土地刨食，人均家庭收入算下来在低保标准之上，因而领不了低保金。但是儿子王家华（化名）是一位智力二级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开销都不是小数目。一年到头，常常收入赶不上支出，经常还要借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孩子是这个情况，家里一点应急的钱都存不下，想到这个就愁得睡不着。”王家华的母亲周晓玲说着说着忍不住掉下泪来。

像王玉家这样被挡在低保门外的情况，在全国并非个例。仅岫岩一县，这样的困难家庭就有343户。民政部社会救助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农村低保专项治理中，在民政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基层干部优亲厚友、违法乱纪而造成的“人情保”“关系保”明显减少，但“脱保”“漏保”问题依然存在,距离“应保尽保”的要求还有着较大差距，有些地方在精准施保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一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或者覆盖面不够广，导致部分困难家庭没能被纳入低保，没有充分释放出党的好政策的红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民政部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协调财政部，聚焦解决农村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等问题,指导各地逐一走访核对，力求做到不漏一人。

岫岩县民政局专项整治工作随之开展，针对农村低保有关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全面走访13629户，精准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县民政局救助科科长付振东就曾到王家华家了解情况，王家华的母亲周晓玲说出了心中的疑难，“低保标准咋能光看收入不看支出？家里有病号那就是个无底洞，我们家也是困难户啊！希望低保能保障到我儿子，给我们家减轻点负担。”

通过充分调研，一些问题被收集上来。经过深入研究，岫岩县民政局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细化政策，如按照最终到手收入计算是否符合低保标准的政策，以及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支出核减方式引入低保对象认定程序,特别是给予困难家庭重特病残人员的单独保障政策，将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低保标准4倍的重病重残村民个体纳入低保，解决了不少困难家庭的燃眉之急。

今年9月底，王家华领到了第一笔低保金。515元虽然并不多，但对王玉家来说也是一笔收入。“儿子有了低保，家里负担轻了，我们更能甩开膀子干活儿”，王玉家说。

随着专项整治不断深入，“漏保”问题逐步减少，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被纳入低保范围。民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19年6-9月，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病、重残对象就有29.1万人、51.2万人被新纳入低保。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增加。（董菲晨）

加强患儿医疗救治和保障管理——

贵阳妇幼保健院儿科的病床“火”了

韦再芬今年32岁，丈夫33岁，夫妻俩带着1岁多的儿子小俊（化名）在苏州打工，两个女儿则在老家贵州省三都县打鱼村上学。钱虽然挣得不多，一家人倒也过得充实。一场疾病的到来，却让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困境。

从小俊蹒跚学步起，韦再芬就发现，孩子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两个膝关节都肿了起来，还经常指着自己的脚哭个不停。谈起孩子的病，韦再芬满眼都是泪水：“苏州的大夫说，孩子身上缺少什么因子，花了几千块钱也没解决问题。”两口子文化水平不高，没搞懂大夫说的是什么意思，打工赚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只好带着孩子回老家，到贵阳妇幼保健院看病。

这是一家创建于1938年的三级甲类专科医院，医疗水平在全省首屈一指，但有些科室却空着许多病床。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张景荣介绍，老百姓有了小病小痛不用到贵阳，在当地就可以医治，罹患大病却更愿意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我们科室的床位就常常空着许多，转给别的科室用。”张景荣说，异地治疗本身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大医院床位紧张，很多患者住不上院只能“走疗”，在医院附近租房子看病，不仅加重负担，也加大了感染风险。

虽然难以置信，但厄运确实降临到了这个家庭，小俊被确诊患上了重型血友病，需要终身用药，每周两针，每针1000余元。得知这个消息，韦再芬和丈夫抱头痛哭，既为孩子的病痛伤心，也为接下来的治疗发愁。“一年十几万药费，就算能报销一部分，其他的我们也拿不出来啊！”韦再芬讲道，甚至有亲朋劝她，不如趁年轻再生一个。

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国家卫健委在全国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图为家庭医生上门为小俊开展医疗诊治。

像小俊这样的患儿，绝非个例。实际上，先心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在儿童各个年龄段都有患病可能，卫健委等部门也一直在关注。早在2010年，卫生部、民政部等就加强了先心病的医疗保障工作。2018年，又加大了儿童白血病的保障力度。这一次，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国家卫健委会同民政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决定，在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中联合开展儿童血液病和恶性肿瘤的医疗救治及保障管理工作，明确将再生障碍性贫血、淋巴瘤等10个病种作为首批救治管理病种，进一步提高医疗和保障水平。其中，就包括小俊患上的血友病。

国家卫健委医政管理局医疗管理处处长李大川介绍，之所以选择这10种疾病，是因为这些病发病率相对较高、诊疗效果明确，而且会对患者家庭造成沉重经济负担。比如除意外创伤以外，恶性肿瘤已成为造成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与庞大的患儿数量不相匹配的是，目前开设专门科室或提供必要医疗的医院并不多，而且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对此，五部委局采取了一揽子措施，努力提升医疗救治、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水平，确保患儿得到及时治疗。

让患儿看得起病，是实施医治的前提。小俊出院时，贵阳妇幼保健院就主动帮他们申请了大病医保和慈善救助。韦再芬带孩子回家后，三都县民政局迅速审核，为他们一家办理了低保，全家每月可以领到2000余元；县医保局则主动打电话，告知可以再报销一部分费用，并筹集了6000多元的医疗补助。为把患者负担降到最低，贵阳妇幼保健院还协调贵阳医科大附属医院的专家进行会诊，在确保疗效相同的前提下，将另外一种慈善救助比例更高的药品纳入了药物名录。“现在，小俊打针基本上不花钱了。”韦再芬讲道。

救助不止于此。为提高医疗水平，国家卫健委不仅在各省区市都确定了一批定点医院，还协调北京、上海等儿童专科医院的专家定期指导。同时，指导各地建立了综合会诊、医院合作、放射治疗和转诊协作机制，让患者进一家医院就可以得到全程治疗，避免排队挂号和重复检查。国家卫健委还建立完善了相关医疗系统，要求所有定点医院必须及时录入收治的患儿情况，发现疑难问题及时提供指导，确保“一个也不能少”。

医疗保障水平上去了，患者逐渐回来了。仅今年8月份以来，贵州身患血友病等10种疾病的儿童在本地得到救治的人数已增加2.6倍。现在，贵阳妇幼保健院儿科的病床基本上都满了，有时还需要加床。（原晓红）

控辍保学努力实现“一个都不能少”——

已辍学一年的女孩重返校园

15岁的东乡族姑娘马永珍（化名），是甘肃省临夏州和政一中初二四班的一名学生。

一年前，她因为左脚伤病，请假在家休养，后来好了也没回学校。“她的班主任第一次家访时，脚伤确实还没好；等估摸着好了再去时，却说还要再等等。我们就觉得，情况有些不对了。”和政一中副校长虎海军这样介绍。

后来了解到，马永珍因脚病长时间请假，学习基础比较差，产生了厌学情绪。此外，马永珍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庭收入在当地还可以，但他们认为女孩子上不上学无所谓，因此也不反对她辍学。

“像马永珍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现在，因贫辍学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家长观念落后成为孩子辍学的重要原因。”临夏州教育局副局长贠海军介绍说。

劝返工作随即展开。学校老师、乡村干部多次到马永珍家，劝说她父母送孩子回学校，但劝返工作并不顺利。“娃娃不想念书了，你们没必要今天来改天来。”家长这样表示。“我自己不想上学了，你们别来叫我了。”马永珍也坚持不回来。

“劝返工作不好做，如果话说不对头，被家长赶出来的也有。”多次参与劝返工作的虎海军，对这项工作深有体会，也总结了一些方法，比如要先拉近关系，一旦感到谈话不对劲，马上转移话题，等熟络了再接着谈。有关干部前前后后劝返了七八次，向马永珍的父母讲解政策，说明上学的重要性，耐心做思想工作。最后，在爷爷的多次电话催促下，当时还在外地的马永珍决定回来读书。

伴随秋季学期的来临，马永珍重新回到学校。这时的她是忐忑的。毕竟离开学校一年了，她担心自己成绩跟不上，也担心会面对老师和同学异样的眼光。事实证明，这样的顾虑并无必要。“遇到不懂的问题，同学会耐心给我讲解，老师也给了我很多指导帮助，有时还会给我做心理辅导。”

马永珍重返学校的故事，仅是全国控辍保学专项整治行动的一个事例。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部把控辍保学作为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完善政策措施，全力做好劝返保学工作。工作台账记录显示，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人数已由2019年5月的29万人减少至6.5万，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人数由15万减少至2.7万,为2020年全面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的马永珍，已完全融入了班集体，学习成绩也逐渐跟了上来。“数学、物理难些，英语不太好学，其他课程都还好。”她谈到了将来的打算，希望能考上大学，实在考不上，也会去县里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一门技术。（宋全浩）

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

终于可以睡上安生觉了

“我要举报，我们被一家中介‘坑’了……”

9月底的一天，一大早北京市“12345”热线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带哭腔的声音。

“别着急，慢慢说，把你的遭遇详细讲述一下。”负责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耐心安抚。

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叫小宇的年轻人。7月初，刚大学毕业的他与同学及一名老乡一起在北京合租了一套三居室。签约过程似乎一切顺利，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被中介给“整哭了”。

“街道办要搞社区环境治理，所有有安全隐患、违建嫌疑的房子都要清退租赁”，小宇和同学刚住了两个月，中介就在电话里通知，因为检查时间临近，限定3天内搬离。刚开始中介还比较客气，可是谈到退押金的问题时，中介开始找各种茬。先是说电视的遥控器丢了，然后又指着客厅房顶的几处黑斑点，说是他们弄脏的。此外，卫生间的地砖裂了缝，煤气灶开关坏了，这些问题都要扣钱。最后，“损失”加在一起，押金和剩余的租金就被扣没了。

“我们都刚开始上班，还经常加班，就晚上回来睡个觉而已，平时不看电视也不做饭。入住的时候房子里面只有一部电视，并没有看到遥控器。至于说房顶的黑斑点，那么高的地方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弄脏。”最初小宇还想据理力争，谁料中介叫来一伙壮汉，声称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第二天我们还要上班，最后只好选择妥协，放弃了押金。”

第二天一早，小宇拨打了北京市 “12345”热线电话。令他没想到的是，很快北京市住建委执法总队就与他取得了联系。

今年，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北京市住建委展开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集中整治，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黑中介”正是打击重点。北京市专门开通了“12345”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专线，当天，小宇的经历就被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录入台账，随即转由北京市住建委执法总队进行查处。

据市住建委有关同志介绍，市住建委为受理的群众举报案件每一件都建立了台账，“人民群众举报一起，我们就坚决查处一起，对于群众投诉较多、问题反映集中的企业，我们提请市场监管部门采取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严重失信名录直至取缔等措施。”

除了对群众举报“有案必查”，市住建委还根据前期摸底调研情况，重点针对中介机构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收费、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威胁恐吓承租人等性质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为展开专项执法。此次专项整治期间，市区两级管理部门共检查经纪机构5403次，行政处罚269起，罚款371万元；清理整治违法群租房5224处。先后约谈互联网平台20余次，下架各类违法违规房源信息102万余条。打掉6个黑中介犯罪团伙，刑事拘留85人，行政拘留7人，核破案件42起。

分析许多“黑中介”案例，住建部发现，中介市场乱象频发，很大程度和缺乏规范有关。对此，住建部还指导各地住建部门着眼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了租赁市场有关规范。如针对中介在网上随意发布虚假房源，北京市住建委专门会同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起草了《关于规范互联网发布本市住房租赁信息的通知》，对于违规发布房源信息的住房租赁中介机构，暂停其发布房源信息1至3个月，直至停止其通过互联网发布房源信息，从源头上切断“黑中介”钓鱼揽客途径。

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往往社会经验少，从外地到北京无依无靠，很容易落入“黑中介”的圈套。市住建委专门面向毕业生等租房群体发布了租房“避坑”指南，“手把手”教授如何寻找靠谱的房源、租房时应该采取哪些保护自身权益的措施，引导承租人远离“黑中介”“二房东”等租房陷阱。“现在我们通过正规中介新租了房，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小宇笑着说。（余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