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情真意切。近日,记者走进北京天桥艺术馆观看“红色笔迹——红墙下的名人手迹展”,在精心选取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领域名人手迹中,品读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添砖加瓦的动人故事。让我们透过这些红色笔迹,重温新中国建设者们朴实无华、为国为民的风骨和精神,铭记既往的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李四光:我要回国,不要美金
此次展览上我们能看到著名的地质学家、教育家李四光致物理学家朱振钧的书札和李四光与夫人的合影,展品背后有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1947年6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让李四光代表中国参加1948年8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1948年2月,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从上海启程,经美国赴英国伦敦出席大会。这封信是李四光启程前,写给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好友朱振钧的。信中谈及已办妥由上海开往旧金山舱位等事宜。
在这次会上,李四光发表了体现他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这篇论文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李四光夫妇来到英国南部的伯恩茅斯养病。
一天,李四光从当地报纸上看到沈阳解放的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回到祖国去,把余生贡献给新中国!六十多岁的李四光下定决心。但回国之路历经周折,国民党当局驻英国大使馆百般阻挠,要他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否则就把他扣留在国外,同时还要交给李四光一张5000美金的支票。李四光愤怒不已,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想夜盼的祖国,我要回国,不要美金。
1949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等多方努力下,李四光启程秘密回国,直到1950年5月终于到了北京。展出的信札旁边有一张照片,“这是李四光夫妇刚回到祖国时的留影,照片背面有他手写的留念二字。”这封书信的保存者、文史学者方继孝先生讲述起展品背后的故事时,激动不已。
回国后,李四光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地质部部长,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纸信笺、一张照片,是新中国建设者拳拳爱国深情的见证。
赵树理:“打入天桥去”
展柜中有一份赵树理先生亲笔书写的对新鼓词《朱买臣休妻》的修改意见,这份手迹见证着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改造旧戏曲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赵树理作为全国文艺界的12名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曾说,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希望这一机构能够担负起改进这一有关百分之九十群众所需精神食粮的任务”。
方先生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因工作需要,赵树理多次去天桥考察艺人们的演出和生活状态。他常常一身农民装束,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衣,去天桥听撂地儿的艺人说唱。他发现,天桥艺人唱的鼓词中,有一些低俗、封建迷信的内容。于是他先后找到全国文联负责人周扬和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李伯钊进行汇报,并提出“打入天桥去”。在任《说说唱唱》杂志主编的日子里,他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不遗余力地宣传改造旧鼓词,提倡新鼓词,发掘了不少好作品,也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
展出的这份戏曲作家刘乃崇改编的新鼓词《朱买臣休妻》初稿,正是在赵树理的支持下改编的。在对这部新鼓词的评语中,他肯定了新鼓词重新塑造的朱买臣艺术形象,“我觉得就照现在改过的交给艺人说说,作用会很好”。新中国成立之初,“新鼓词”的出现,对当时净化文艺市场起到了很重要的引领作用。
叶圣陶:不取任何稿酬
展览中,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的一封信札吸引了不少围观者。1959年2月5日,叶圣陶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许觉民,表示“自动不取任何稿酬”,并随信将3253.98元的支票退回。他还嘱咐道,“千万不要传言出去,作为谈资”。
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了新的稿酬规定,不久又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提出: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报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半。这样一来作者所得稿酬比之前明显减少,但大多数文化界人士表示理解并支持,叶圣陶先生就主动提出不要稿酬。我们现在看来,3200多元人民币可能不算什么,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干部、职工的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元,三千多元可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可见叶圣陶先生的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写的这封信如他的散文一样,语言平实,没有说教,更没有豪言壮语,但他朴实无华、谦和敦厚的品质却让参观者深受感动。
茅以升:自当多贡献意见,多写文稿
在大家印象中,学过一篇关于赵州桥的课文,这篇课文正是由蜚声中外的著名桥梁专家、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的茅以升先生所写。这里展出的是茅以升写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封信,写信缘由竟是一位中学物理老师提出的有关建议。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64年6月,茅以升曾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培养儿童热爱科学》的文章。辽宁省熊岳城初级中学物理老师朱茂青看到文章后,提笔给茅老写信。他说,学校里的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和课外阅读大有进展,正像您文中所说的“《我们爱科学》这类丛刊,正好满足了这一迫切需要。”他告诉茅老,学生们都喜欢看这个丛刊,建议能否把这个丛刊改为月刊。
茅以升收到信后非常重视,尽管他当时已经80多岁了,还是非常认真地在7月17日致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将朱老师的来信一并转上。茅老表示:“我当尽力代约科学家们写稿,并从各方面呼吁支持。我自己不用说,自当多贡献意见,多写文稿。”至今《我们爱科学》杂志依然很有生命力,是重要的少儿科普读物。这与茅以升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本文图片由方继孝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