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在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面前，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党，必须寻找合适的同盟军和合作者。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经过一番接触、研究和争论，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国共合作是中共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在这种新形势面前，如何保证中共的持续发展壮大，如何保持中共组织的独立性？制定相关的纪律条文加以防范与约束，就迫在眉睫了。

　　党的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依据党的自身状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二大党章进行了若干修改。与二大党章相比，三大党章的章节体例不变，但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主要有：

　　新党员入党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

　　首次规定了新党员有候补期的制度，并根据候补党员不同的社会职业，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劳动者的候补期为3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为6个月，但这个规定“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

　　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这是三大党章唯一新增的条文。同时党章对这一条作了相应规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新增规定的核心要义是严格党员的入党手续。为什么在三大的时候，党特别意识到入党手续的问题？

　　直接原因就是在国共合作的方针下，党的肌体容易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党员容易被国民党所同化。这就需要共产党员有更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排除其他思想的干扰。而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中国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很少，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下，党要尽快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必须广泛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剥削阶级思想带进党内。为此，党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对党员的要求，严格入党手续，审查和防止投机分子及不够条件的人入党。

　　其实建党初期，组织上入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情况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是周佛海和陈公博。

　　两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周佛海还曾代理过中央局书记一职。然而，周佛海参加完一大回到日本后，即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警方还通过学校对周佛海施加压力，学校方面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些让周佛海惊恐万分。

　　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广州，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同年9月份，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月薪240块大洋。即便衣食无忧，他的妻子杨淑慧仍舍不得让丈夫交党费，还鼓动周佛海脱党。而周佛海本身从未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一知半解，更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于是周佛海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拒绝。1924年秋，中共中央接受了周佛海提出的退党要求。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后，认为“我的生涯开了一个新纪元，我的生活得了一个新天地。”此后，他成为反共营垒中的干将。

　　与周佛海类似，陈公博参加完一大即着手准备赴美留学。正在候船出国的时候，陈炯明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确定与孙中山合作的方针，并明确反对陈炯明及其他军阀。然而陈公博却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仍然撰文支持陈炯明。

　　据陈公博后来回忆，当时“张太雷衔了上海中共之命，并携了仲甫先生手书来粤见我，希望我立刻离粤往上海，因为上海盛传我有帮助陈炯明的嫌疑。”如果有组织观念，陈公博就应毫不迟疑地动身赴上海，接受组织审查，即使传闻有失实之处，也不难向中共中央解释清楚。可陈公博目无组织，竟然“一口拒绝了张太雷”，还狂妄宣称“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从此脱离共产党”。

　　有了前车之鉴，党的三大对党章的第一次修订，核心是通过严格入党手续加强对党员的考察，这是加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决策，不仅对国共合作形势下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起到积极作用，对此后党的发展壮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