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占区的每场演出，我们都做了最坏准备，每个人都揣着手榴弹，必要的时候，就拉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八路军的文艺战士就是要豁出命、不怕流血牺牲，用文艺武器同敌人战斗。

　　老兵档案：

　　胡可，山东省青州市人，1921年出生，满族。16岁于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达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后从军区军政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抗敌剧社，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创作《清明节》等多部剧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

　　1936年秋，我因在山东济南第一中学壁报上撰写文章，批评当局对抗日运动的压制，被学校“勒令退学”。1937年夏，我决定去北平考高中，当我从济南乘车抵达丰台站后，看到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进入车厢盘查，气氛十分紧张。那时我才知道，“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

　　不久，日军开进北平，插着太阳旗的军车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地疾驰，“亡国奴”的命运使我无心求学。

　　一天夜里，已是地下共产党员的二哥来跟我告别，说他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我好像黑暗里见到了火光，说什么也要二哥带我一起去。第二天，我们在北平郊区找到了游击队的驻地。1937年12月，游击队辗转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组织上送我到军区军政学校学习，第二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作宣传员，参加演戏并进行创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封锁和“扫荡”，我们的对策是“敌进我进”。抗敌剧社马上展开了对敌“政治攻势”，在武装部队掩护下，我们组成小型演出队深入敌占区，向群众介绍抗战形势，宣传八路军政策。这正如我们《抗敌剧社社歌》里唱的：“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942年4月，剧社的三个演出队穿过敌人封锁线，进入敌寇控制严密的山西定襄、崞县等敌占区活动。我们白天隐蔽在老乡家，傍晚趁夜色潜入预定村庄。进了村以后，部队封锁住所有路口，以免村里的汉奸跑到敌人那里告密，同时通知村民前来看戏。敌占区的老百姓饱受敌人的欺凌和压榨，一些人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足，有的在敌伪组织里做事，有的加入了伪军，有的甚至当了汉奸，我们专找这些人的家属来看戏。我们一边演戏，一边宣传形势，“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头儿了！”还讲政策，“告诉你们家里的人，日本鬼子快不行了，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把你们家里的人往回叫，暂时回不来，也要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时我们演出的《弃暗投明》《糖》《黑老虎》等，都是以此为内容。观看演出时，老百姓常常鸦雀无声。演出结束，就有很多人围上来问长问短。我们离开几天后，就会有敌伪人员往回跑，还有投奔到八路军来的。

　　在敌占区演出，我们做了最坏准备，每个人都揣着手榴弹，以防万一，必要时我们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一天夜里，演出结束后的转移途中，由于汉奸告密，在一个叫神岗头的村庄里，我们的一个演出队突然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顿时，浓黑的夜色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的女战友方璧牺牲，战友崔品之被俘后惨遭杀害，胡朋脚部负伤，杜烽等3名战友跳崖摔伤。

　　1943年秋，日寇对冀西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扫荡”。这是我们经历的反“扫荡”战斗中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有一天早上，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冲锋号突然没有节奏地吹起来，我们知道，敌人来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剧社音乐队副队长赵尚武牺牲。赵尚武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弟弟。他为了救护指导员刘佳的孩子，突围时被追击的日寇击中头部。牺牲时，赵尚武前胸着地，孩子在他的背上，也就是说，他自己被敌人打死时，还保护着孩子。在另一次突围战斗中，我们有四位同志牺牲，包括我们剧社的创作人员吴畏，吴畏在反“扫荡”前刚刚读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把反“扫荡”作为难得的锻炼，正在写一部反映民兵斗争的戏剧。在这次反“扫荡”中他被鬼子用刺刀挑死，挎包里的创作草稿，被风吹得漫山遍野……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脑子里常常想起抗战时期的那些经历，想到那些战友、那些事件，心中总是久久不能平静……（记录人：本刊记者 曹雅丽 解放军某部 孙金春 马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