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王荷波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随后，他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调查干事及办事员。

　　当时，为了拉拢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给他们的待遇还不错。曾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月薪达120块大洋，与王荷波同样加入上海执行部的向警予月薪为80块大洋。而当时上海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不过十几块大洋，1块大洋约可买十几斤大米。

　　与国民党相比，中共党组织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开展活动，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400名党员中多数没有职业，能交纳党费者不足1/10。党内时常陷入经费困难的局面。显然，到国民党党部工作使王荷波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在优厚的物质条件面前，王荷波丝毫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4月27日至5月9日，王荷波在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担任第一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身）主席。同年8月7日，他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当时在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形势下，许多党员纷纷退党。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南方革命陷入低潮，北方环境更为恶劣，李大钊等中共重要领导人被杀害。面对敌人的屠杀，面对意志薄弱者的退缩，王荷波临危受命、迎难而上，毅然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担负起恢复北方革命工作的重担。

　　1927年10月，王荷波在河北玉田县，组织发动了2万多农民参加的玉田农民暴动，这一暴动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但也导致了敌人的疯狂反扑。中共北方局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王荷波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直至被叛徒指认后，他也只承认自己的姓名、籍贯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

　　在狱中，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制度必然诞生，共产主义终究会在中国胜利。他表示，为了人民的利益死而无怨，希望他的子女、亲属和他一样，做革命的人，走革命的路。

　　11月11日夜，王荷波被敌人残忍杀害，时年45岁。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利益，在生命和党的事业面临取舍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作出了表率，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