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荆门市委书记后不久，别必雄就了解到，京山县的信访量长期居高不下。在201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中，京山排名靠后。综合各方情况，别必雄决定，对县委书记胡小国和县长周志红分别进行约谈。

　　“举报信这么多，什么原因？县委该不该负责任？作为一把手，反思过吗？”面对市委书记的连番发问，胡小国如坐针毡。“领导班子存在哪些问题？自己身上有些什么毛病？”单刀直入的提醒，让周志红陷入了沉思。约谈后，县委领导班子痛下决心，积极整改。在今年的换届中，这两名干部均被提拔重用。

　　“‘四种形态’蕴含着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爱。”省纪委书记侯长安深有感触。一年多来，湖北省各级党组织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断取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新成效。

　　“抓大放小”“抓小放大”都不可取

　　有人提出，运用“四种形态”，是不是说“两规”案件要少办，是否意味着只惩处极少数？

　　对此，省纪委态度鲜明。“惩前毖后”，前提是要“惩”。没有霹雳手段，难见菩萨心肠；没有第四种形态“兜底”，前面三种形态难见实效。今年1-10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9406件，同比上升26.7%，其中查办厅局级干部案件103件，县处级793件，分别同比增长102%、17.7%，高压态势形成持续震慑。

　　还有人担心，以谈话函询处置大量问题线索，会不会放过隐藏的严重违纪问题，造成“抓小放大”？

　　省纪委毫不含糊，谈话函询也要谈出震慑，按30%左右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重点针对中央纪委全会确定的三类“重点人”，发现有人欺瞒组织，就“新账老账一起算”。

　　对此不以为意的人付出了沉重代价。赤壁市委原副书记吴某满心以为思忖周密，他在向组织做出“本人已于2013年退出全部投资入股178万元”的虚假说明后，还要求相关人员配合进行虚假银行转账，并以各自公司名义，出具虚假退股及退分红款的证明材料。咸宁市纪委在查实案情后，已经依程序提请对其给予“双开”，其涉嫌违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阳新县某镇党委原副书记韩某曾言之凿凿，“本人截留组织部下拨1.5万元经费纯属子虚乌有，可以调查。”好吧，那就查。县纪委不仅查实其挪用专项资金1万元用于解决个人去上海的费用，还查出其帮助他人承揽工程，以借为名收受承建商2万元。目前，正在对其进行处理。

　　武汉市纪委书记张曙说，抓早抓小绝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锱铢必较、动辄则咎。在武汉，日常监督渐成常态，经常性的“敲打”蔚然成风。对可能触碰纪律底线的轻微问题或苗头性问题，也不放过。例如，对违规参加市政协原副主席吴某女儿豪华婚宴的31名党员领导干部，逐一进行诫勉谈话，市委书记阮成发就约谈了其中的3人。

　　既盯大案、又管小节，既查大错，又纠小错。践行“四种形态”，湖北力求把党员干部的大问题、小问题都管起来，对极少数、大多数都严起来。今年以来，在总处分人数同比上升26.6%的背景下，受重处分人数同比下降11.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同比下降26.0%，受轻处分人数同比上升36.9%。

　　从严不是从重，挽救绝非姑息

　　很多人常常纠结，“四种形态”到底用哪种比较好？每种形态到底占百分之几合适？省纪委的认识很清楚，“治病救人”就要“对症下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为准绳，不偏不倚、不枉不纵。

　　前不久，襄阳市纪委掌握到时任某县级市副市长高某的违纪线索，高某的家属利用其职权影响，收受贿赂。进一步了解发现，高某年幼的孩子患有白血病，急需治疗款。市纪委决定，在启动调查前，先对其进行谈心谈话。

　　襄阳市纪委书记王铭德找到高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孩治病需要钱，大家一起想办法，也不能铤而走险去拿不该拿的钱……”“小高，你还年轻，组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违纪了早讲清比晚讲清要好！”深刻认识到纪律的神圣，也深切感受到组织的关怀，高某泪流不止。

　　当晚，高某召集家人，开了一个特别的“家庭会议”。次日上午，她主动向组织坦白了所犯错误，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理。市纪委经研究后报市委同意，决定不对其实施“两规”措施，责令其停职接受调查，起到良好的纪律审查示范效应。

　　遇到类似案例，该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原则，尺度怎么把握？针对这些问题，省纪委多次专题研究，加强政策引导，及时纠偏。

　　例如，发现有少数基层单位将“把纪律挺在前面”异化为“把纪律处分挺在前面”，对轻微违纪或违反工作规定的，不分情节和轻重，一律给予纪律处分，该只给行政处分的也叠加党纪处分，看起来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但“治病救人”的效果并不好，干部群众也有议论。还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搞无原则层层加码，制定的制度规定“严”到脱离实际，既难以执行，也引起抵触。省纪委要求，把帮助同志、挽救干部作为最大追求，不要把监督执纪的定位放在处分人上，“从严”并不等于“从重”，严管严治不是一概顶格处理，而是依规而治，依纪而严。但是，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烂树”，特别是欺骗组织、对抗审查、不思悔改、不收敛不收手的，务必连根拔起，决不姑息。十八大以来，省纪委查处了咸宁市人大原副主任周亨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原总经理杨步国、随州市原常务副市长陈传根、黄梅县委原书记余建堂等领导干部严重违纪案件，一批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在全省上下震动很大。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省纪委副书记肖习平说，在前三种形态上把工作做细做实，对那些知错、悔错、改错的同志合理定性量纪，给政策、给出路，对犯错误的干部综合运用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等措施，努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才是负责任的治病救人。

　　不能一处了之，还需感化归心

　　当杨郧生得知十堰市财政拨付10万元专款，用于支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杨郧生曾经担任十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5年4月，因严重违纪，被省纪委立案调查。接受调查期间，杨郧生坦白交代问题，退缴全部违纪所得，知错悔过态度较好，当年7月，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降为科员，到相关单位从事研究工作。

　　受处分后的杨郧生，能够正确认识错误、正确对待处分，努力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省纪委在进行帮扶教育回访时，发现他对汉水流域民俗文化和明代汉江文化史研究有一定专长，但违纪案件发生后，研究工作因经费短缺陷入停滞，即请十堰市纪委协调，由市财政拨付专款10万元，交杨郧生帮扶教育单位十堰市人大办公室进行管理，支持其开展研究。目前，杨郧生的专著《汉水流域民俗文化研究》和《明代汉江文化史》文稿已经完成，年内即可出版。

　　虽受到处分，对党却充满感激的党员干部远不止一个。襄阳市樊城区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刘非因违纪被免职，由正科级降为副科级。“处分决定下达后，我和妻子抱头痛哭。”刘非一度情绪消沉。市纪委、樊城区委领导先后回访其本人及工作单位负责人，让刘非感到，组织并没有放弃他。在中豪商贸城项目指挥部工作期间，刘非一心扑在工地上，为企业排忧解难，被称为“服务企业的贴心人”。

　　湖北省委、省纪委高度重视加强对受处分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于2015年底专门下发通知，明确实行回访教育、建立“一帮一”教育帮带等五项制度。目前，这些制度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一些受处分的党员干部悔过自新，重新出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律审查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惩戒、处分只是手段，让党员干部受教育、明纪律、知敬畏、改错误才是目的。对被处理处分的党员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使其心生怨怼，而是要唤醒党性，唤回初心，最大限度地消除负能量、聚集正能量。湖北的实践证明，这不但非常必要，而且完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