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学思践悟》文章指出，“《准则》《条例》是推进依规治党、标本兼治的重要制度成果，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新的制度利器。”这一论述，既为我们深入理解两部党内法规提供了“标本兼治”的视角，也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理念思路、信心决心。

　　标本兼治，原属医学术语，意思是不但消除表面的病征，而且根除引发疾病的原因。引申到管党治党领域，就是既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又探究问题发生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止反弹复发。标与本相存相依，治标与治本辩证统一，没有必然的主次之分，只有时间上的先后缓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针对党内存在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基于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党中央果断出手，从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切入，猛药治疴、正风反腐，“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较短时间赢得“为之一新”“为之一振”的成效，一方面形成有力震慑，强化不敢腐的氛围，让更多的人敬畏收手；另一方面让人民群众从中感受到我们党的坚定决心和足够自信，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党把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治国理政、兴党兴国的战略高度，与此同时，丰富多彩的实践发展也推动着认识的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有关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思想新论断相继丰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目的，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等等。

　　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反过来又有力指导实践发展。如，基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这一深刻认识，通过严肃明责、落责、问责，牵牢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推动管党治党全面从严；基于“党的领导弱化，必然导致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分析，强化政治巡视，推进派驻监督，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从“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的高度出发，坚持深化纠正“四风”，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从“破法必先破纪”这一认识出发，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既解决突出问题、又对问题追根溯源，不断探究和把握规律，在理论上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

　　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深入，为具有根本意义的修规立规、巩固深化创造了条件，为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这一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重要抓手提供了保障。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使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更加深入有效的解决，又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离不开制度建设作保障。四年来，从制定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修订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到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中央制定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达50多部，超过现行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数量之多、频率之密前所罕见。不惟如此，在修规立规过程中，坚持遵循党章，把党章要求具体化，保证党内法规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现实针对性；坚持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把实践中好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定，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制度之间系统配套、相互衔接，彼此贯通、纵横交错，以体系化保证发挥规范制约的整体效能。制度笼子越扎越紧，“利器”作用越来越大。

　　实践告诉我们，严肃惩治既是治标的手段，因其强大的震慑、遏制作用，还具有特殊的治本功效。深化标本兼治，治标与治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无论是治标为主还是标本兼治，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将伴随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黄武）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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