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综述之三 

　　2016年，全国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任务超额完成，“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作为全国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实现同步小康最艰巨的省份之一，贵州省在这一年里减少贫困人口120.8万人，被誉为脱贫攻坚的“全国省级样板”。

　　这一成绩的背后，是贵州省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供的政治保障。

　　精准监督保障精准脱贫

　　77岁的黄中玉是贵州省六枝特区花脚村人，7年前家里危房改造时被村干部拿走了3000元补助款。抱着“民不与官斗”的想法，他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一事实。直到前不久村里的民生监督员带着特区纪委书记到家里走访时，他才壮起胆子反映了这一问题。十几天后，村干部被处理，黄中玉拿到了应得的补偿。

　　类似黄中玉这样的遭遇在贵州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不仅影响脱贫攻坚大计的落实，更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严查扶贫领域违纪问题，为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保证。”时任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对此态度坚定。

　　贵州省监察厅副厅长申楚讲道：“脱贫攻坚跑冒滴漏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但在2014年以前，全省40%的乡镇没查办过一件涉及金额5000元以上的案件，普遍存在不敢、不会、不愿监督问题。”部分乡镇纪委一年到头不办案、难办案，被群众戏称为“白板”纪委。

　　着眼于解决“‘苍蝇’纷飞却无人拍打”的困境，贵州省整合县乡两级纪检监督资源，成立了1482个以县区纪工委书记兼任组长、乡镇纪委书记任副组长的民生监督组，覆盖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六枝特区郎岱镇纪委书记艾国康介绍，监督组的人、财、物由县纪委统一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向监督组长和上级纪委报告，有效盘活了监督力量，破解了“同级监督软”和“上级监督远”的问题。

　　建立村级民生监督员队伍，贴近一线开展监督，是贵州省监督脱贫攻坚政策落实的另一创新之举。每个民生监督组下，都有若干个以村为单位的责任区，在各村聘请民生监督员，给予适当经济补贴。目前，全省18693个村（居）已聘请民生监督员57398名，真正把监督触角延伸到了群众身边。

　　此外，省纪委积极推动乡镇纪委谈话室建设，建成1260个教育谈话室，制定《乡镇纪委教育谈话室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指导基层纪委有效开展调查谈话和约谈提醒、诫勉纠错，为践行“四种形态”、抓早抓小搭建了良好平台。

　　与此同时，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脱贫攻坚大局，以专项监察为抓手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在职能部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每年省级层面统一安排2个、各市（州）再自选开展1至2个专项监察，严肃查处截留、挪用、挤占、套取、骗取项目资金等违纪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申楚介绍：“各民生监督组发现的问题线索和查处的违纪案件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专项监察。”

　　“去年每个民生监督组平均查办案件8.3件，较好地做到了小事不出乡、大事不出县。”省纪委纪检监察七室主任刘立一讲道，通过及时查处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在全省上下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中形成了强大震慑，为脱贫攻坚工作划下了纪律红线，拉直了群众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问号。

　　严厉问责夯实政治责任

　　今年2月8日，贵州省纪委通报9起民生领域问责典型问题，向贯彻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亮剑，以问责促担当，确保脱贫攻坚不走样、不偏航。

　　精准脱贫贵在精准，最怕形式主义。贵州省黔西县化甲村的村民对此有着切肤之痛。早些年前，在县林业局的号召下，一场种植核桃树的致富工程曾在此展开。林业局承诺3年挂果，不想苦等7年都没有结果，树下庄稼的收成却急剧减少，导致一些种植户生活困难。此事虽然得到了处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化甲村开展的一些扶贫项目都备受冷落、困难重重。

　　为确保责任落到实处，2016年贵州省专门制订了《脱贫攻坚问责暂行办法》，对十类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慢作为提出了明确问责要求。贵州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史芸介绍，2016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在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肃处理直接责任人的同时，对民生领域落实责任不力的161 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问责，倒逼各级党委和职能部门把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国家审计署发现，贵阳市存在保障房因配套设施不完善而长期闲置的问题。对此，贵州省和贵阳市及时启动问责程序，对28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党纪政纪处分17人、诫勉谈话10人、批评教育1人。

　　2016年５月，纳雍县纪委在曙光镇五骡村调查发现，当地未将符合贫困户标准的9户农户纳入贫困户管理，而将生活条件高于贫困户标准的24户农户录入贫困户管理系统，甚至将没有脱贫的３户农户列入已脱贫对象名单。据此，县纪委对曙光镇党委第一书记周某某及其他７名干部进行了严厉问责。

　　为破除责任传导的“漏斗效应”，2016年底，省纪委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开展“访村寨、重监督、助攻坚”专项行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在3个月时间里，走访11000多个村寨、14万农户。带着信访举报梳理排查的问题线索，走访人员打破以往下村走访需要村干部带路的习惯，带上危房改造户、低保户、信访户等名单直接到群众家里，确保专项行动工作各项数据客观全面、准确真实，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推动责任层层下沉。

　　党建促脱贫激活内生动力

　　虽然被原村支书李发奎贪占的政府补贴都已返还，纳雍县关寨村的村民仍觉得愤愤不平。10多年前，李发奎还没当村支书的时候，关寨村的条件在周围算得上数一数二，现在却几乎成了最差的村子。“要怪就怪这个李发奎，啥事都不给群众办，光想着吃老百姓，随便盖个章少则收200块钱，那个吃相都没法形容了。”

　　在纳雍县董地苗族彝族乡副乡长龙娥看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乡村干部有着更高的要求。董地系彝语地名，原意指像箱子一样的田，是全县贫困乡镇之一。龙娥驻村5年的朴德村，曾是这个乡最贫困的村之一。

　　“五年前，村子里还是土路，每次进村都必须穿雨鞋。”谈起驻村5年的经历，龙娥颇有感触。当时的朴德村几乎全是老旧的木板房，不少群众的房子一下雨就漏水。即使这样，很多群众也没把脱贫致富当作一回事，有些甚至拿到扶贫款就去买酒喝。“以往那种直接送钱送物式的扶贫方式，反而把一些人扶成懒汉了。必须让群众心热起来、行动起来，脱贫攻坚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像朴德村这样虽然贫困却又不属于“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地区，贵州省开出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药方：在不改变土地、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把村集体的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资源要素通过入股等方式盘活，把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股金，引导农民将个人的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入股到经营主体参与分红。通过“三变”改革，全省已有35.46万贫困农民变成了股东，人均获益1170元，减贫11.1万人。朴德村的贫困发生率，也从2013年的28.8%下降到了2.86%，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但这样一来，对村干部又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会抓党建，还要会经营。”龙娥讲道，对贫困乡村来说，领头人不一样，脱贫攻坚的效果甚至会有天壤之别。

　　针对脱贫攻坚中的基层党建短板，贵州省及时启动了建强堡垒、素质提升、人才聚集等“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十项行动计划”。2016年里，全省上下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换届选举，选拔1220名乡镇事业编制优秀人员、103名优秀村干部、132名大学生村官、152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帮扶优秀干部进入乡镇领导班子，整顿1106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大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实践证明，只要选对路子、建好班子，农村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变化。”了解到安顺市塘约村只用2到3年就从贫困村变成小康村后，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