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霞浦县牙城镇牙城村，绿树掩映中有一座红墙白瓦的古建筑矗立在中街街尾。这是元末明初，南宋名臣王伯大后人的一个支系从苏州迁居至霞浦时，为纪念先祖而建造的祠堂。

　　在宗祠大门两边，悬挂着这样一副楹联，“戒痴戒嗔戒满警戒贪心人世敬，还巧还禄还财留还福地子孙耕”。这副楹联的内涵，与王伯大提出并大力倡导的“留余”家训一脉相承，不仅蕴含着霞浦王家对先祖的自豪之情，更饱含着对后人的谆谆教诲。500多年来，霞浦王家历代子孙传承家训，形成了克己修身、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

　　从做人做事中悟出“留余”家训

　　王伯大（？—1253年），字幼学，号留耕，福建省霞浦县赤岸人。南宋宁宗嘉定七年登进士第，授主管户部架阁，后历任国子监学正、知州、参知政事等职。

　　王伯大出生于霞浦县赤岸村一个官宦世家。其父王万全，是南宋淳熙二年进士，曾任青田县令。饱读诗书的王万全，十分注重教育子女读书明理，并要求王方大、王伯大等兄弟树立远大理想。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王伯大不仅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还传承了其父亲宽厚仁慈的品性。

　　出仕为官后，以宽仁为本的王伯大十分注意维护民生。嘉定十年，台、衢、婺、饶、信诸州（即今浙江、江西邻近县市）发生饥荒，王伯大被朝廷派到重灾区任知军。到任后，他聘请有识之士，研究古今赈灾办法，通过清理户口，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为标志划分灾情等级，并张榜公布。扎实的基础工作，使救灾措施的针对性很强，有限的粮食救活了尽可能多的灾民。当地灾民因此编了一首歌，“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煞人无数。”在王伯大调离时，当地民众为他建生祠多达13座。

　　解民之困，王伯大从来都是责无旁贷，但又决不公权私用。淳祐二年，王伯大的故乡农田受旱，要兴修水利。同乡找其帮忙，此时的王伯大奉命“督漕于闽”，权力很大，但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职权，而是从自己薪金中捐出白银50两，并倡议乡绅积极捐款，在众人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从20余里外截流引水的工程，使千亩农田受益，泽被近万乡亲。

　　淳祐八年，出仕30多年的王伯大辞官回乡。他静心总结自己前半生做人、做事、做官的心得体会，认为人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要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和谐，谋正当利，适可而止，并写出了流传至今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为教育后世子孙，王伯大还在赤岸村建造了留耕堂，时刻提醒其子孙后代为人处世要“留余”。自此，“留余”这一颇具哲学智慧的思想，不仅成为王伯大的子孙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还成为了霞浦王家世代传承的家风家训。

　　在践行“留余”家风中保持家族兴旺

　　家风的作用是巨大的。王伯大提出并倡导的“留余”思想，深刻影响着其子侄的言行。

　　王积翁，字良存，是王伯大的儿子。受“留余”家风的影响，他为官期间，坚持秉公办事，不忘为民造福，政绩斐然。宋理宗宝祐四年，王积翁任沿海制置使司干办公事。面对积压多年的300多宗悬案，他不仅一一审结完成，还将典型案例和办案经验写成《平心录》4卷，供后人参考。调任户部犒赏所检察官后，王积翁看到和平镇(在今浙江长兴县西南)经营困难，就致书浙江转运使免除了12家酒库积欠税利17万缗，使与之相关的300户得渡难关。

　　王都中，字元俞，王伯大之孙。在父母的教诲下，他从小将《四留铭》作为自己的警世格言，把“留余忌贪”奉为圭臬，既不迷恋物质财富，也不沽名钓誉。元仁宗延祐七年，王都中任饶州路（在今江西省鄱阳县）总管，严格依法办事，严厉制止征税乱象，老百姓十分感激。番阳（今鄱阳）县有人给他送一茎两穗的麦子、有人给他献一茎六穗的稻谷做纪念，他却说：“你们应该感谢圣上的恩德，这些好兆头，绝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这个当臣子的能接受的！”随后，他就将这些祥瑞礼物转献给朝廷。纵观其四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除了元世祖赏赐的农田和一处住宅外，从来没有为自己增加过一厘田地，也没有为自己的住宅更换过一根桁橼。所得俸禄，除了维持家人生活开支，节余部分都送给了生活困难的亲戚。《元史》中对王都中的评价是“不增一疃，不易一橼，其清白之操，得于家传。”

　　历经百年积淀，霞浦王家形成了厚重的“留余”家风。在这一家风的熏陶下，其子孙后代大多能克己修身、忠厚向善，书写了不少精彩人生故事。

　　在世代相传中“留余”已落地生根

　　在历史的沧桑变迁中，王伯大的后代自元朝后期，就如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从霞浦飘向全国，带着“留余”家风落地生根。

　　王纯忠，是王伯大家族在牙城镇牙城村的后裔，民国时期，曾任柘荣县县长。受“留余”家训的熏陶，他任县长时，以减轻赋税、少征劳役等维护民生的政令践行“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的祖训，受到柘荣老百姓的爱戴。辞官回乡后，他看到牙城小学堂自开办以来，一直借用民房上课，学生多，校舍紧张，便用自家一块旱涝保收的水浇田置换了城里的一块土地，无偿捐出作为建校用地。

　　“留余”的家风，不仅影响着王伯大的直系后代，也对整个霞浦王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茶商王霄九，是霞浦王家的后人。受“留余”家风的影响，王霄九在福州经营茶叶生意时，坚持不取暴利而是走薄利多销的路子，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王霄九成为福州有名的商人。在经商中“留余”让利，在生活中也是宽以待人。有一次，王霄九的两家邻居建房子时，因用谁家的地作通道发生争执，闹到了要诉讼公堂的地步。他知道情况后，不仅好心相劝，还主动将自己房屋旁的一块空地划给这两家人，解决了通道用地问题。他对两家邻居说，“祖训教育我们，凡事不要做尽做绝，说话也不要说得太满，福德才能泽及后人。”此后，王霄九的邻里之间再未出现过大的纷争。

　　王伯大的“留余”家训，不但成为霞浦王家修身齐家的重要思想，在全国各地也影响深远。河南省巩义市康百万庄园的先祖将王伯大的《四留铭》做成匾额，高挂在庄园的大堂上，以此来召训和教育家族后人。江苏省苏州市潘氏家族、宁夏吴忠市同里镇王氏家族、广东省梅州市梅城张氏家族也都奉留余、留耕思想为族训。（资料提供：陈永迁、郑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