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强调，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总书记重要讲话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联系纪检监察工作实际，结合两年来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四种形态”从提出、划分到运用无不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哲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监督执纪内涵的新拓展、新概括，既是对管党治党形势任务的准确把握，又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对了路子、开对了方子。

　　“四种形态”的提出，反映了对管党治党认识的深化

　　2015年9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考察时提出，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种形态”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标本兼治的重要理论和制度成果，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四种形态”正式写入党内法规，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理论和制度自信，必将在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四种形态”是从党的历史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党历来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形势决定任务，也决定着工作的方针和方法。面对管党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的艰巨任务，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腐败存量和增量并存的突出问题，必然要求我们党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四种形态”坚持问题导向，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矛盾和问题，正确认识和化解矛盾，解决了如何全面、怎么从严的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举措。

　　“四种形态”是对党章的回归，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初心。党章规定，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从日常抓起，使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在纪律的约束中，让有问题的干部知错就改，没有问题的受到教育和警示。这是对党章“原教旨”的回归，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提升了监督执纪工作的政治站位。

　　“四种形态”展现了我们党管党治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四种形态”坚持全面、系统、普遍联系的观点，描画出违纪行为从量变到质变的梯度轨迹，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既减存量又遏增量，对“少数、极少数”施以重拳、施加重典，对“常态、大多数”则强调教育管理监督的平日之功，谋一域不忘谋全局，思一时不忘思长远，用心良苦、思深虑远。“四种形态”表面上衡量的是违纪行为，深层指向的是党性观念和党纪意识。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轻处分、重处分、职务调整或执纪审查等多种方式，将违纪行为表象和思想根源“一网打尽”，是标本兼治的战略抉择。

　　“四种形态”的划分，体现了对违纪到违法演变规律的科学把握

　　遵循了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从“好同志”到“阶下囚”不是一天两天就转变的，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科学划分“四种形态”、因症施策，就是要通过红脸出汗，拉起防止犯错误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守住防止犯大错误的第二道防线；通过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筑牢防止犯罪的第三道防线。总的来讲，就是阻断量变、防止质变，避免“好同志”成为“阶下囚”。

　　“四种形态”本身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四种形态”从实际出发，直面矛盾，既针对苗头性问题，又覆盖了各种违纪行为，环环相扣，总结提炼腐败问题发生演变的规律，给清理已发、遏制新发违纪行为以路径指引，是一个完整的监督执纪问责体系，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内涵。

　　为监督执纪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四种形态”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创新了监督执纪方式，提供了具体抓手。以第三、第四种形态的雷霆手段，强化“不敢腐”；以第一、第二种形态加强日常教育管理和党纪约束，提高制度执行力，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让党员将党规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既体现了惩、又体现了治，既是治标、更是治本，为减存量、遏增量和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夯实了基础。

　　运用“四种形态”，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

　　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当好党内政治生态的“护林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思想上高度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强调讲政治、顾大局，强调监督执纪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失去对全局的把握。运用“四种形态”，要立足于维护党内政治生态的健康，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首先要把所在地区、部门的政治生态搞清楚，这样才能判断哪些具体情形适用哪一种形态。既要通过“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解决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又要把纪律挺在前面，管住全体党员这个最大多数，实现真正的全面从严，养护好“森林”，推动党内政治生态气象更新。

　　牢牢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落实好“两个责任”。任何工作都要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全面从严治党，运用“四种形态”，主责在党委。运用好“四种形态”，需要各级党委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担负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把功夫下在平时，加强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党员干部时时处处感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同时，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持续深化“三转”，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运用好“四种形态”，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对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的重大考验，关键看敢不敢担当、会不会担当。

　　发挥思想教育功能，将“惩”与“治”结合起来。“四种形态”本身就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运用好“四种形态”，也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顾此失彼、割裂看待，更不能对立起来。要在实践第一种形态上多下功夫，第一种形态最难，但实践好了、做到位了，犯错误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对犯错误的同志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立足于教育挽救。纪律审查的过程首先是思想改造的过程，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现政策的感召力和思想的感染力，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到组织的良苦用心，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同党交心，真心向党忏悔。本人的态度是“四种形态”具体适用的重要参考，只有真心认错、悔错、改错的，才能依规依纪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理；反过来，对那些口头上认错、但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必须严惩。

　　突出执纪审查的重点，抓住主要矛盾。从整体上讲，要把握好重点对象，重点审查三类人。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的，这类人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这类人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损害党的执政基础；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这类人如果“带病提拔”了，在用人导向上会产生恶劣影响。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是重中之重，必须及时严肃处理。从具体个案讲，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方式，不能泛化绝对化。即使是同样的行为、同样的违纪数额，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也要抓住主要矛盾，体现出政策和策略的把握，体现出执纪者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追求法纪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总之，要通过运用“四种形态”，推动党内政治生活真正严肃起来，切实发挥党内监督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作用，破解自我监督的难题，促进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好转，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