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为更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本期邀请专家学者从历史、党史、敦风化俗等角度，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新时代廉洁文化教化功能。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许家星
　　历史上教化的基本方式

　　教化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儒学既是教化的哲学，又是哲学的教化。儒学的教化以天道性命之学作为其形上基础，强调理性人文主义的精神，为人的存在寻求超越性的基础，通过德性的完成实现存在的真实。经由教化工夫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从而达到内在超越的自由之境。

　　身教重于言传。儒家的圣人是教化之师，也是道统的代表，儒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为教化的典范。在儒者看来，圣贤的存在是开展教化的首要前提。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说“见贤思齐”。皆突出了君子、贤人的示范意义。《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清晰地阐发了教化者的意义。教化者先自我教化，光明其德，在明己德基础上，再推己及人，以教化革新百姓污染之德，以同归于至善之境视为教化的终极目标。

　　经教是传统儒学教化的基本方式。儒家经典具有崇高而神圣的意义，“经禀圣裁，垂型万世”，经过圣人之手而成，体现了圣人之道。读经不是为了掌握知识，而是通经以明道。儒学教化依托六经展开，经典传习成为儒者教化的重要方式，它注重礼仪规范、文化知识和道德养成，尤重伦常教化。南宋朱熹建构的《四书》学成为儒家经典教化的首选。

　　与身教、经教相并行的，是直接扎根现实生活、发挥真正持久影响的礼乐教化，简称为礼教。孔子的六艺之教，首为礼乐。孔子视德礼为治国根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可以教化民众于无形，使之远离邪恶而安于道德。礼主要是别差等、明亲疏、定秩序，乐则与礼互补，以合同异为主。“乐者天地之和”，道出了乐所具调节情感，情以化成的意义。儒学通过适用于不同情境下的礼乐仪式，使得人成为礼乐的存在，礼乐也成为文明的标志。礼乐制度作用于百姓日常生活中，使得儒学思想于无形中而深入人心，发挥了化民于无形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强调要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其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孔新峰
　　新时代廉洁文化的教化重在敦风化俗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激励我们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宝库。打造新时代廉洁文化有必要回顾华夏文明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廉洁二字最早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中，《楚辞·招魂》有云：“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东汉王逸注曰：“不受曰廉，不污曰洁。” 发挥廉洁文化教化的作用，就是增进干部“不想腐”的自觉，这是反腐败的基础工程与长效手段。

　　发挥廉洁文化教化功能的重要关切在于敦风化俗，培育良好人格。让社会接受廉洁之风熏陶，这是一个良善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党内廉洁文化的清风正气扩散到人民群众中，是培育良好社会风俗的必要举措，也是廉洁文化教化的必要举措。反腐败治理若仅仅依靠制度、法治等强制性手段，往往力有不逮。中国传统注重培育政治人的良好自我修养，以及培养良好风俗、风气。“廉洁文化”背后的中华文化基因，乃是切实强化社会贤达人士的自我修养，以及培育廉洁的“政治风气”“社会风俗”。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究其实便是要培育廉洁的政治人格。政治人物离不开“德”“能”“智”三要素。三者之中，“德”最重要，主要是指“秉公去私贯彻法令”；“德”的形成，全靠修养；修养的着力点，恰在学习历代名臣嘉言懿行。

　　敦风化俗的关键在于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研究中国政治，应关注作为制度承载者的政治人，还应关注联结政治制度与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态，或曰政治风气。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家风、民风的综合反映。在“不敢腐”“不能腐”之外，建设廉洁文化，进而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方能构成反腐败的长效机制。注重源清流洁，由政治面拓宽到社会面，培育优良之社会风俗。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就是拥有强大的风俗敦化能力。培育廉洁的民风、家风，又能减少社会上的行贿、围猎之风，对党内廉洁文化建设有所增益。廉洁之流行，与其说基于条文制度，不如说基于文化教化、无形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强调，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由此可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从党针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逐渐扩展成对全体中共党员的要求，最终扩展为对于全体国民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执政党领导之下的“更化”行动，力求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实现同风共贯。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一政德理念传播的过程，本身也是执政党更新政治风气、敦风化俗的过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晓飞
　　党史上的廉洁文化教育

　　回顾百年历史，党内廉洁文化建设在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挥了价值导向、行为约束、环境净化三个显著功能。

　　价值导向功能。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1926年党中央发出通告指出，对腐化分子混入党内的现象必须高度警惕，“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注重强化思想教育，向党员敲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警钟。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对于指导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党内廉洁文化引领下，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淬炼了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

　　行为约束功能。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只有树牢廉洁从政意识，才能够为政清廉、秉公用权，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袭，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生动局面。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主张，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优良传统，厉行勤俭节约，防止和克服搞特权，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心民心，“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成为人民的共识。

　　环境净化功能。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弘扬清风正气，以培育深厚的廉洁文化土壤，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革命战争年代，《红色中华》等报刊就以“红板”专栏刊登奉公廉洁的优秀党员和先进事迹，以“反贪污浪费”专栏批评贪污、腐败和浪费等现象，营造清正廉洁的红色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大力推动文化建设，通过弘扬清正廉洁的主流文化推动了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掀起了全党全国学习先进典型的热潮，塑造了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进入新时代，党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更加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一方面，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党员领导干部“固本培元、凝心聚魂”，通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党校培训、集体学习、党日活动等各种措施，潜移默化地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