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将“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年度重要任务部署，不仅表明了坚决把外逃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的鲜明态度，同时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指出了路径方法。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2015年过半，全会精神落实得怎样？追逃追赃工作进展如何？今年的追逃追赃工作又呈现哪些突出特色和亮点?

　　体现“狠”——

　　鼓点紧、手段硬，压力层层传导

　　“狠抓追逃追赃”，“落实五次全会提出的这个‘狠’字主要体现在一系列行动和工作手段上。”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负责同志说，全会闭幕后，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领导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3月24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追逃办”）主办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业务培训班，对各省（区、市）纪委、检察、公安等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130余人进行业务培训，要求各地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切实把追逃追赃工作抓起来。

　　3月26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启动，要求有关部门从4月开始，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4月22日，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集中公布，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战鼓频频擂动，鼓点声声催人。追逃追赃的高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传导。

　　追逃办将追缉百名红色通缉令嫌犯的任务层层分解，由各省（区、市）追逃办分别挂牌督办，确定主办单位和责任人，并逐案制定追逃时间表和路线图，以重点案件的突破强力推进追逃追赃工作。

　　然而，国际追逃追赃绝非易事。除去国家、地区间法律、文化差异等困难之外，对2015年的追逃追赃早有外媒分析道：“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

　　此言的确不虚。北京市追逃办副主任宋兰刚说，他们对本市挂牌督办的案例逐一分析后认为，外逃的职务犯罪人员与经济犯罪人员相比，难点在于这些人文化素质较高，工作经历丰富，出逃前早有准备、有预案，加之一些人出逃时间长，熟悉海外情况，生存能力和应对能力较强，这都增加了追逃追赃的难度。

　　针对这些“硬骨头”，追逃办也出台了一套“硬”措施。他们对许多重点案件“逐案过堂”，并统一下发外逃人员信息表，要求各责任单位动态掌握外逃人员信息，随时报告案件进展，在时机成熟时采取果断措施。

　　百人红色通缉令中的2号嫌犯、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就是由追逃办挂牌督办，并成功追回的典型案例。李华波案发后，在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检察、外交、公安等部门，先后8次赴新加坡进行磋商，5月10日，潜逃4年的李华波在新加坡出狱当天即被遣返回国。

　　“以‘追人’为核心，坚持成果导向，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这一思路下，各地因地制宜狠抓追逃追赃。

　　河南省召开全省追逃追赃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追逃办立下军令状，对29名下落不明的外逃人员，必须在10天之内查明去向。经过10天摸排，29人去向全部确定。

　　辽宁省确定了“6+5+13”的24人追逃目标。 6指公开曝光的6名“红通”外逃人员，5指省里筛选的5名重点外逃人员，13指各市确定的13名重点外逃人员。

　　目前，各地都按照中央要求，对红色通缉令公布的100名外逃人员等职务级别高、涉案数额大、社会影响恶劣的重点外逃人员，实施一案一个专案组，一案一个负责人，一案一个工作方案，紧紧盯住外逃分子，寸步不放。

　　形成“网”——

　　横向联合、上下贯通，实现快速追逃

　　6月3日，潜逃泰国43天，涉嫌受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祁某某从海外被缉捕归案。从湖南省有关方面发现祁某某在香港出境，到锁定他在泰国的藏匿地点并成功将其控制，仅用短短14个小时。这是“天网”行动快速反应机制收获的战果，也是中央、省两级追逃办紧密配合，纪委、检察、公安等部门联手协作的成功范例。

　　实现快速追逃，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 “天网”已经形成，这是2015年追逃追赃工作的重大成果。盘点上半年快速落网的外逃贪官，无一不得益于部门之间横向联动、中央与地方上下贯通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据追逃办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上半年，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建立省级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各地参照中央的模式，在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领导下，由纪委、组织人事、法院、检察、公安、安全、司法、外事、银行等机关、部门组成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一些地方还要求市、县成立追逃办，在承担具体任务中共同发挥作用。

　　曾经潜逃缅甸的河南省沁阳市原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经理兼渠沟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徐国旗的迅速归案，便是在河南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指导下，省、市、县三级追逃追赃部门通力协作的成果。徐国旗案是“天网”行动启动后河南省确定的重点案件，5月初，沁阳市追逃办顶着巨大压力急切地寻求案件突破口。“当时，从省里领命而归的焦作市追逃办主任薛勇听取案情汇报后，给我们下了一道死命令：一周之内必须突破！”从 5月10日受命，到5月15日将从缅甸潜回新乡的徐国旗抓获，刚好用了一周时间！沁阳市纪委副书记杨振中和市公安、检察机关的同志回忆起当时摸排、蹲守和几次突发意外的曲折情景，无比感慨：“徐国旗已经出逃两年，抓捕过程中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上级追逃追赃部门通力协调，使我们及时得到人力和技术上的支持，徐国旗不可能如此快速归案。”

　　2015年，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督促指导下，各地在全面梳理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情况、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信息互通、各方联动、动态管理、快速反应的工作机制。对于新增外逃案件，各地均明确“一案一报”，发生一起报告一起，要求12小时内逐级上报至省追逃办、24小时内上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浙江、青海等地建立了联席会议、日常协调和定期通报机制，及时研判、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江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在边控、批捕、金融信息查询、涉案资产查扣冻结和办案人员出入境审批等方面建立“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办理。同时，各地强调责任追究，不少地方将追逃办成员单位履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

　　各级追逃追赃协调和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不仅使追逃追赃真正形成了“网”，更为实现快速追逃追赃提供了保障。

　　合力“追”——

　　内外喊打、双向挤压，外逃贪官走入穷途末路

　　“对一些证据确凿、定性清晰的外逃腐败分子，可以考虑向全世界公布，点名道姓公开曝光，使之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威慑力就会更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要求，使国际追逃追赃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6月8日，逃亡近7年的北京市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孙新从柬埔寨被押解回国。这是4月22日“天网”行动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外逃人员名单后，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内，继戴学民、李华波之后第三名被缉拿归案者。

　　百人“红通”名单公布后，海内外公众积极提供举报线索，孙新案就是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对群众提供的线索仔细核查、比对后，果断采取行动取得突破的。

　　为鼓励公众参与追逃追赃，追逃办及时通过媒体宣传举报方法和途径。“天网”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举报专区，已收到许多举报，其中多数来自海外。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工作人员说，从今年上半年的举报情况看，许多外逃分子都在海外华人圈遭到孤立，他们的生存空间大大受到挤压。

　　一面是被公众唾弃，一面还有逃往国的排斥，即使侥幸躲避追逃，逃亡者的日子已不再逍遥。百人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杨秀珠因“违反免签证项目的规定”在美国遭到羁押，3号嫌犯乔建军的前妻赵世兰因涉嫌移民欺诈等罪名被美国警方逮捕。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中国时表示，美国不想成为中国贪官的避风港。克里还承诺，美国愿意在中方的“追逃和追赃”行动中，加强与北京的合作。

　　中国贪官较为集中的逃往地除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外，泰国、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是不少外逃人员的首选地。百人红色通缉令发布后，一些被指可能逃往的周边国家纷纷表示，愿意配合中国的追逃追赃。泰国《星暹日报》特地把“红通”中可能潜逃至泰国的人员进行了专门统计，一共列出11名嫌疑人，并在报纸的微信版呼吁：“在泰华人见到他们，立刻报警或告诉(中国)大使馆，不要放过他们。”

　　借助强大的正义之声，中央因势利导，各地乘胜追击。浙江省发挥海外华侨多的优势，请华人华侨协助寻找外逃人员下落。山东省通过驻外企业、中资机构做工作，争取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和侨领的支持，挤压外逃人员境外生存空间，迫使他们回国投案。

　　内外夹击的情势之下，一批外逃人员走入穷途末路。进入2015年年中，追逃追赃捷报频传。

　　6月21日，6名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从印尼被押解回国。今年以来，公安部已从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56名，专项行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战果。

　　截至6月底，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在“天网”行动中取得战果：广东44人，上海35人，江苏31人，浙江28人，山东24人，辽宁22人……

　　近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反腐败合作”成果公布，自去年“反腐败合作”成果第一次单列以来，今年成果篇幅显著加长，内容丰富具体，“拒绝成为腐败分子及其资产的避风港”、“资产返还”等被明确为重点合作领域，表明了中美双方加强反腐败合作的意愿。

　　下半年，随着追逃追赃协调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国际反腐败合作步伐加快，“天网”将越收越紧，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将会有更多新的进展。(滕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