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

　　有“诗魔”之称的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秉承“世敦儒业”的家风，刻苦读书，十几岁就写出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显示出过人的天赋。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廉勤政的官员。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他考中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周至县尉、翰林学士、杭州刺史、刑部侍郎、太子太傅等职，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退休。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代表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中《续座右铭并序》《狂言示诸侄》 《遇物感兴因示子弟》等多篇是对家人进行规诫的作品，体现出白氏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清正廉洁、不慕名利等家风。

　　清简为训 廉明公直

　　白居易成长在一个下层官员家庭，祖父擅长五言诗，十七岁就科举明经及第，曾任巩县县令。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曾任徐州别驾、衢州别驾、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等职。白居易的外祖父同样是明经科出身，曾任鄜城县尉，是大历年间有名的诗人。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也都有较高的文化，家族中其他人做官的也很多。在《许昌县令新厅壁记》中，白居易曾称颂白氏的家风和叔父的政绩：“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贻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白居易对官场上贪渎敛财的不正之风非常反感。隋唐时期处于科举制度的草创阶段，科举考试盛行向权贵请托之风，但白居易“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他为自己没有门第可以依靠，也没有去攀附达官显贵，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苦读而感到无比自豪。他对后代子孙谆谆叮嘱：你们不要贪图富贵，不要忧虑贫贱，不要在意外界的评价，不要对人傲慢，也不要屈从别人的脸色，要和正直清廉的人交朋友。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不敢拿来规诫别人，把它抄录下来随身携带，时时勉励自己，死后就留给后人。他还严厉地说道，如果后人违反我的训诫，那就不是我的子孙。

　　白居易在自己的宦海生涯中，实践了这个准则。在离任杭州时，他带走了两片石头作为纪念，就是这区区两片石头，他却觉得价值千金，取之有愧，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可见其在杭州为官期间，是何等的清廉。

　　知足常乐 独善其身

　　从考中进士任校书郎起，到刑部尚书退休，白居易矢志追求的除了为官的善政爱民、廉明公直，更有做人的知足常乐、独善其身。唐宪宗元和三年，白居易新婚时，曾作《赠内》向妻子剖白心迹，诗中写道“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他列举了黔娄妻、冀缺妻、陶潜妻和梁鸿妻四个典型人物，希望妻子能以她们为榜样，继承好传统。对于如何安贫守己过日子，白居易说，衣食温饱即可，不要追求奢华生活，要粗衣蔬食，勤俭持家。

　　白居易曾有过四个女儿，但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五十八岁那年冬天，他添了一个儿子，但三岁就夭折了。老年丧子使得白居易非常悲痛，于是，他把教育的重点倾注到了侄子们的身上。白居易曾写作多篇诗歌，如《狂言示诸侄》《闲坐看书贻诸少年》等，对晚辈进行训诫，教导他们知足常乐，淡泊名利。白居易对侄子们说：“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堕。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他认为知足常乐才是百中无一的珍贵财富，劝诫侄子们不要成为追名逐利之徒。

　　善政爱民 兼济天下

　　白居易的长辈多担任地方官。他的父亲白季庚担任徐州彭城县令期间，徐州城被叛军重兵围困，白季庚挺身而出，率领城内民众坚守城池，保住了州城，也保障了运河的畅通。叔父白季康曾任溧水县令，也留下了“洁廉通济”的好评。白居易青少年时，曾随父亲、叔父等在徐州、江南、襄州等地旅居多年，对民生有亲身体会。受长辈的影响，他逐渐树立起公忠体国，兼济天下的理想与信念。

　　贞元十年，父亲白季庚去世，白居易在家守孝期间，在所写诗作《新制布裘》中，表达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政治抱负。白居易入仕的时代，正处于唐王朝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的阶段，人心思治，皇帝和主政大臣力图革除弊政，加强中央集权，有所建树，恢复贞观、开元时期的鼎盛局面。秉承民本主义思想的白居易也积极用事，希望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

　　在担任周至县尉等地方官员期间，白居易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的苦难。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充满了对民生的同情与关注和抨击暴政的民本主义思想。白居易看到劳动人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苦劳动场面和“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悲惨景象，他反观自己，认为自己有什么功德呢，从不曾干过庄稼活，而官俸却有三百石，到年终了还有剩余的粮食。为此而深深地感受到惭愧，“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在地方官任上，白居易把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落实到为当地百姓谋福利的实际行动，他的施政以爱民为重，强调简政宽刑，减轻人民负担。在杭州，他兴建西湖堤坝等水利灌溉工程，造福了当地民众。

　　在闲居洛阳的晚年，他看到伊河河道淤塞，经过的舟子被迫在“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白居易拿出自己的财产，筹集经费开凿河道，为民众减轻苦难。正因为白居易对百姓疾苦的关切，尽力为百姓造福，在他离开苏州的时候，刘禹锡作诗描述当地民众对他的留恋：“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溪。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白居易一生知足淡泊，独善其身，为官勤政为民，兼济天下。在白氏家风的熏陶和白居易的教育及影响下，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贞元末年考中进士，官至主客郎中，他“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是唐代的文学家，历史名篇《滤水罗赋》即白行简所著。白居易的侄子白征复、白崇儒都曾在秘书省任职。

　　卜宪群点评

　　嫌贫爱富是历史上许多时期的不良社会风气。道理很简单，富人有钱，与富人交往可以有“货财之益”，至少不会像与穷人交往那样“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与富人交往还有更多的好处，即可以借助富人的钱财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有位富翁名王仲，看中了家贫而有志于学术的公沙穆，对他说：“‘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之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公沙穆拒绝“以货求位”固然显示了他的人品高尚，但也说明以金钱而取官位显然是当时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更有甚者，与富人的交往还是获得社会保护的重要手段。《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陈留有两家富人高氏和蔡氏，同郡之人皆“畏而事之”。这样看来，当时的富人享有独立的社会权威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白居易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无富贵权势之家可攀缘，也不愿意去攀附。他一生知足常乐、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清正廉洁、不慕名利，以清白遗后人。这不仅树立了自身的人格典范，也深深教育了白氏子孙，值得深思。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