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  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自秦代以降，监察制度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秦代的御史大夫直接对皇帝负责，郡县的监御史、县丞与其对应；汉承秦制，但司法、监察逐渐剥离，形成独立的监察系统。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州，派遣刺史，分州督察郡县，把中央的监察视角直接延伸到地方，形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双重监察。那么，明代的六科十三道如何行使监察权呢？

在体制上确立御史为台、六科为垣

明朝创建之始，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府”，这既是元朝的旧制，也直承秦朝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三公”并立。明太祖朱元璋对“三大府”的关系做了概括：“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此后，发生了明太祖废除宰相的事件，国家制度也随之进行重大调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史并称“七卿”，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都察院取代御史台，成为明朝的最高监察机关。但是，都察院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央机构，而是一个可以和六部相颉颃的庞大系统。

据《明史·职官志》记载，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有奸邪乱政、结党营私、作威作福者，以及无所作为、贪婪无耻者，学术不正、钻营仕途者，皆在弹劾之列。都御史以正二品的大员，如果履行这一连串的“劾”，则有“搏击”之嫌，有失大臣之体，这是其一。其二，由于位高权重，一旦弹劾有误，没有回旋余地，有损于都察院的威望。其三，能够做到正二品的都御史、正三品的副都御史，当是久居官场、历任内外，免不了碍于情面而官官相护。所以，这一连串的“劾”，应该让地位不高、资历不深、年纪较轻、顾忌较少的监察官员去干，这就叫以“以小制大、以下制上”。当年汉武帝以“六百石”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的郡守，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些官员还需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行事过分、弹劾失当，不需要都察院长官承担责任。

明代逐步形成一套被称为“科道”的监察体制。所谓“科道”，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二者归属不同，但地位和职责却相近，故合称为“科道”，也称为“台垣”，御史为台，六科为垣，构成明代纠举弹劾、防止官员敷衍公事、违法乱纪的两道交叉防线，又由于职在“建言”乃至“风闻言事”，故又统称为“言官”。

形成封驳、纠劾、拾遗等监察格局

“给事中”之名秦汉时已经出现，因“给事禁中”而得名，其后各代均有设置，但职责屡有变化。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到成祖朱棣，几经周折，明朝的给事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定制为65人，北京58人、南京7人，分隶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对应督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六部各清吏司的主副官郎中、员外郎分别为正五品、从五品，各司的主事正六品，但各科的都给事中才正七品，给事中则为从七品。

《明会典》把给事中的职责归纳为四个字：“封驳纠劾”。

所谓“封驳”，即封还驳正，内容有二：第一，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诏令，给事中根据内容分类，分发相关该科审议。常规性事务，由各科都给事中签署颁发；重大事项，封还覆奏，确认后签发。如果诏令有违“祖制”或存在问题，各科将其封还，并提出修正意见即“驳正”。这些职能，在隋唐时代是门下省的职责，但隋唐门下省的长官侍中，是与中书省的中书令、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并称为宰相的，而明朝的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第二，中央、地方各衙门所上奏疏即报告，由六科分类抄出，分别驳正其中的错误、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分发各部处理。

所谓“纠劾”，《明史·职官志》做了这样的说明：“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无论是皇帝有过错，还是朝政有缺失，以及文武百官的道德、政绩表现，都在六科给事中的“纠劾”范围。“纠劾”的方式，可以由某科某位给事中单独进行，重大事项，则由对口某科如吏科或户科领衔，联合多科共同“纠劾”，以对相关官员乃至皇帝造成强大的压力。

十三道监察御史隶属于都察院。所谓“十三道”，是对应于全国的十三个布政司即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经过数番调整，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为北京110人、南京30人，共140人，品秩均为正七品。十三道御史对各相应的布政司及带管的在京衙门(包括文官衙门、武官衙门和宦官衙门)的官员及各种事务进行监察，并且参与由礼部主持的“廷议”。北京、南京的十三道御史分别在两京的衙门办事，巡按御史则“代天子巡狩”各省及南、北二直隶，各省对官员的考核、给中央各部的报告，都要有巡按御史认可并与巡抚都御史联合签署。

如果说六科给事中更侧重于行政监督，监察御史便更像是“纪检监察”，其主要职责是“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专门监察各级官员、各类事务中的违法、违纪、违规，上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下到知县、县丞等巡检的各级官员，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军国大计的决策，小到科举考试、学校教育、赋税征收、盐政马政、屯田仓储、风俗民情的各种细节，都在十三道御史的监察视线之内。对于官员的弹劾，既可封章密劾，也可以露章面劾，既可以揭露事实，也可以“风闻言事”。有时甚至南北响应、科道联合弹劾，声势浩大。

这些“以小制大”的明朝的科道官还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职责，叫“拾遗”。明朝的官员定期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联合考核，但四品以上京官不在考核之列，而是直接向皇帝“自陈”，也就是递交自我陈述。这可以说是对高级官员人格上的尊重，但得说实话，要在向皇帝的陈述中，自觉检讨本考核期做过什么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皇帝的事情。如果有所隐瞒，被科道官“拾遗”、揭露出来，那就是“欺君”。被拾遗者，按条例当立即上疏，提请辞职。

彰显堂堂正正、至大至刚的凛然正气

永乐以后，对御史和给事中的人选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第一，任职年龄，要求在30至50岁之间，过于年轻者缺乏办事经验，年龄过大则丧失朝气。第二，任职资格，主要在政绩卓著的各县知县、各府推官、各部主事，及散馆时未留翰林院的庶吉士中选拔。通过这些措施，建立一支年纪适中、素质较高，有朝气、有进取心的言官队伍。140名监察御史，加上65名六科给事中，科道官定员共有205人，几乎占明朝法定在京文官的十分之一。这些七品或从七品官，构成明朝强大的监察系统，是保证明朝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强大力量。

科道监察权的作用，在于对邪恶的抨击、对正义的褒扬，并造成强大的舆论，促使在明代士大夫中形成一股振奋人心、维系世运、堂堂正正、至大至刚的凛然正气。明朝前期吏治清明、民风淳厚，官员多以克己奉公为荣、以贪赃枉法为耻，固然与明朝朝廷大张旗鼓地在民间进行道德教化、在官场惩治贪污腐败，以及国家新立、经济凋敝、社会财富尚不丰富有关，但也离不开监察系统特别是科道官员的激扬正气、抨击邪恶。因此，即使在明中后期社会风尚趋于奢靡、官场作风日渐腐败、道德伦理沉沦堕落之时，仍然出现东林党、复社这样的士大夫进步团体，仍然出现王守仁、张居正这样的急公图治、矢志改革的政治家，仍然出现海瑞这样廉洁自律、袁崇焕这样勇于担当、史可法这样视死如归的官员。

当然，六科十三道监察权的行使，很大程度取决于整个国家是否处在上升阶段，整个官场是否清明廉洁。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各派政治力量党同伐异的万历末年、天启、崇祯乃至南明弘光时期，科道官有时成为官场相互攻击的喉舌，所谓“书生误国”，正是对这一现象作出的虽然并不准确却并非全无道理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