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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金额各异,“小官巨腐”渐凸显
钱不论多少,物不论贵贱,只要是利益,不管大小,一些基层的腐败分子都要想方设法地纳入自己的“腰包”。
在甘肃省,庆阳环县环城镇龚淌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元智连7500元的村集体退耕还林补助款也不放过,采取虚列支出等手段,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道羊头镇村村委会原主任何养正,不仅私售该村88套小产权房,还挪用侵占了售房非法所得1289.5万元。
还有一些“苍蝇”,每次作案金额虽小,但贪腐起来颇有“耐心”,善于“积少成多”。从2004年上半年至2008年下半年,浙江省天台县教育局教研室原主任陈义栋、副主任钱祖伟,两人利用印制该县中小学试卷的机会,与印刷厂厂长约定每张试卷提取1.2分钱的“好处费”,4年多时间里累计收受回扣达25万元,涉及2000多万份试卷。
除了直接贪占金钱,“苍蝇”还“迷恋”各类实物。云南省嵩明县嵩阳街道寺脚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友旺,用集体资金为村小组干部购买手机和西服。江西省南昌县莲塘镇原副科级干部、墨山村党总支原书记徐水金和村委会原主任姚公元、邓定标,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安置房10套。
“苍蝇”虽小,胃口却一点都不小,时常会犯下涉案金额惊人的“大案”。“小官巨腐”是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北京市反馈情况时提出的“新词”。这一“新词”准确地概括了一些“苍蝇”的巨大贪欲。如,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的一个村会计就挪用了1.19亿元的巨额资金。
这一现象,并非北京独有。一些地区通过对比近两年查办的案件数据发现:此类问题逐步凸显。比如,江苏如东县纪委梳理近两年查办的基层案件后发现,2013年该县查办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仅2件,2014年则达到了5件。这也提醒基层党委和纪委要高度重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只有加大纪律审查力度,加强日常监督,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才能有效防止“苍蝇”变“虎蝇”。
地域、城乡有差异,欠发达地区“贪蝇”更“任性”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这也在深层次影响着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苍蝇”的贪腐行为与群众利益的关联程度有较大不同。
在经济发达地区,相对富裕的经济条件为“贪蝇”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这些地区的“苍蝇”,侵害群众利益的手段相对隐蔽,往往会“拐个弯儿”,以“巧取”居多。
发生在集体“三资”领域的案件就比较有代表性。对集体“三资”的侵害,虽然可能不会给村民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失,但会损害推动村居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最终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广东省通报的8件案例中,有5件涉及侵占集体土地、集体资金等问题,并且作案手段也颇具“迷惑性”,多是采取长期低价出租、编造虚假工程合同等貌似合法的方式。
在欠发达地区,“贪蝇”多在惠农补贴、移民扶贫、低保养老等民生问题上为害群众,往往更“任性”,多是赤裸裸地“豪夺”群众的利益,带给群众的切肤之痛更直接、更强烈。
在江西通报的7件案件中,有4件与地质灾害移民、宅基地审批建房等民生问题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这4件案例中的“贪蝇”多是采取索要好处费、徇私舞弊、优亲厚友、贪污等简单粗暴的手段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比如,江西省永丰县石马镇林潭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邱会来和村党支部原副书记沈昌琼等人,直接向地质灾害移民建房户索取好处费1.92万元,并私分其中的1.55万元。
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状。这种差距也导致城市、乡村之间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偏重于不同领域。
在城市,群众在办理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有关事务时,易遇到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滋扰和侵害。比如,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纪委查处的该区教育局原副局长方钟成,他收受的12万元好处费,主要来自帮助他人入学、转学等事项。
在乡村,群众在享受扶贫、社会救助、医疗养老等民生帮扶政策时,常被“苍蝇”盘剥。据初步统计,广东、贵州、山东、福建等省近日通报的52起典型案例,涉及农村群众办理低保、领取扶贫补助、报销新农合医疗费用等方面的有近20起。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等领域也逐渐成为腐败问题的高发区。比如,江西省莲花县高洲村原党支部书记谢建兵在任期间,与某企业老板私下商定该村3931亩的毛叶岭山场流转价为1140万元,却向村民宣布为880万元,剩下的260万元作为“好处费”流入了个人腰包。
“蝇贪”成群,其害如“虎”。透视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苍蝇式”腐败的危害,坚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贪治腐的决心。我们要深入把握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解决这类问题的针对性,瞄准靶心,对症下药,因病施治,努力清除群众身边每天扑面的“贪蝇”,营造风清气正的生产生活环境,让人民群众对正风反腐有更直接、更多的获得感。(本刊记者 窦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