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有领导干部被查，议论纷纷总是少不了。“要能干贪官还是要清廉庸官”的问题，也就翻来覆去被提起。

　　公仆为民，非廉不足以赢得民心，非能不足以纾解民困。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选人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无论“能干的贪官”，还是“清廉的庸官”，都终将被严明的纪律和科学的选任制度所清除和淘汰。因此，“要能干贪官还是要清廉庸官”根本是个伪命题，不可能得出任何选择性结论。

　　需要正视的是，出现这种论调有其现实因素，反映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部分领导干部尸位素餐、混时度日，在其位不谋其事，贻误改革与发展。而群众渴望加快民生改善、提升城市形象、实现地区更好发展等要求十分迫切。因此，“能干”且善于伪装的贪官很可能蒙蔽群众的眼睛，获得一些支持和好评。

　　被称为“能吏”者，必须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然纵观历史，“贪腐能吏”不在少数。明朝严嵩、清朝和等人，均不乏才干，然而其贪腐程度也令人咋舌。除个人不得善终之外，还导致朝廷弄权成风、贪腐横行、国势衰落，成为由盛转衰的主要推手。殷鉴不远，有才无德者居于上位，或可一时政绩斐然，但终究贻害无穷。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刘志军、蒋洁敏、仇和等人，多曾在一地一域独当一面并成绩不俗，也曾被贴上锐意改革、雷厉风行的“能吏”标签，但却殊途同归，纷纷踏进“能吏更能贪”的怪圈。究其本质，“能吏”倒台，并非因其“能”，而是毁于“欲”，祸起“枉法”而非“改革”。他们以公权之利行中饱私囊之实，打着改革旗号，大肆践踏法治尊严，功远不能抵过。再如，更加位高权重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不但个人腐化堕落，而且带坏了大批干部，荼毒政治生态，其影响之恶劣，难以估量。这样的领导干部，即便再“能”，不惩不足以平民愤，不惩不足以正党风，不惩不足以兴伟业。

　　一手严惩腐败分子，一手力戒庸政懒政，对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样重要。中央反复强调，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坚决反对不作为。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激励干部敢于担当、勇挑重担。讲话指明的用人导向就是要为那些真正既能又廉的干部敞开大门、搭建舞台。

　　持续高压反腐，重用改革促进派，正是破与立的有机结合，是对“能吏贪腐”历史现象的有效破解，也为“要能干贪官还是要清廉庸官”这个伪命题的众说纷纭画上了句号。忠诚、干净、担当，应当成为所有党员干部的自我要求和努力方向，也理应成为社会各界衡量好干部的高度共识。 （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