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曾率兵东征，经由埃及、中亚进入印度恒河流域，期求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狂想。行进中意外地发现，一个人在路边不停地原地跺脚。问他为什么，答复是：“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真是机锋冷隽！

　　同一道理，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庄子讲得尤为透辟，他曾借用隐士许由之口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俗谚：“广厦千间，夜眠七尺”，正是此说的注脚。

　　读《庄子》一书，当中对此多有论列，我形象地称之为“做减法”。所谓“做减法”，是指凡事看得开、放得下。“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认识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经常会受到空间、时间和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我们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不知道的。既然每个人的作用都有限度，我们不可能无限度地期求、追逐，也不可能无限度地计较、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知足、知止，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怨恨、攀比等情志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

　　所谓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讲，主动结止、不要。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个人的追求必须适可而止，不能贪得无厌。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相对于主动自觉的知足知止，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不属于自己的不能伸手，否则必遭制裁。其中的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律，得就是失，总须付出代价；欲，将会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有时会吞噬人的本性与良知。

　　所以，庄子在《盗跖》篇，曾通过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意在强调，物质财富超过了生活的需要，就成为祸害，每种事物都是这样，财物更是如此。因此，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

　　庄子的这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其中的核心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在庄子看来，贪婪、物欲使人丧失“真宰”，迷失自我，导致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可悲。“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英国历史学家饶列说：“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普通百姓，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时。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全都不再属于自己。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得无厌，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

　　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已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

　　那么，从读《庄子》、解《庄子》中，是否有望提前获得一些启悟和警示呢？比如，读到庄子告诫的：“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是否又该认清人生本色，厌弃财货奢华，从而自觉地戒贪渎、“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几个枷锁。

　　看开了这些道理，常为人生做“减法”，自然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作者：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 王充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