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源于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也是制度自信更加巩固、更加完善的过程。

一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及时把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积厚成势，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中国成功、中国之治的背后，有着在实践中呈现强大适应性和生命力的制度密码。

在扎根中国土壤、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描述工业革命后欧洲人精神世界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

当时，在列强侵略下，封建皇权逐渐失去往日一统天下的权威，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组织渐至崩溃，政治上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北洋水师的甲午惨败，深深地惊醒了国人，中国之败表面上是技不如人，根子上是制不如人。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制度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探寻，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制度现实，让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顺应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大势，并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正式走到了时代前列。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等有着内在一致性，和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彻底推翻剥削压迫人民的腐朽旧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并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对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对我国未来的国家制度和组织架构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互助合作运动”“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三三制”和“豆选法”等早期实践，本身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和价值主张，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比旧制度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阐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断时这样说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领导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和执行，建立的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确保党的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亿万劳苦大众终于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显现出巨大优越性，从此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总结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立破并举、正本清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但没倒，反而越举越高。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左右，之后连续20多年保持中高速增长。曾因苏东剧变发表《历史的终结》的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一改唱衰社会主义的基调，他写道：“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进入新时代，我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相比过去，新时代制度建设更多的是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两次全会一以贯之，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上下篇”。“上篇”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明确了制度建设的任务书和着力点；“下篇”对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和集成，描绘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2020年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已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在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迈出了长足步伐。

知所从来，才能明其将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把历史的视角拉长，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把握其中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需要认识到这一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需要认识到这一制度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承担起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的责任，有力支持全球疫情防控。图为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公司AN225运输机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装载防疫物资。

党的领导是最大制度优势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这样指出。

“平视”的背后，体现的是无比的自信，当然也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2020年我国GDP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连续两年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更难得的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矛盾易发多发的剧烈变革之中，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发展的这两项伟大成就被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是党带领人民长期不懈奋斗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充分发挥的必然结果。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不仅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所在，还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其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其他显著优势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并充分发挥作用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是一场大考，考出了党的领导制度的显著优势。在我国，党作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发挥出了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从而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从而确保全党服从中央、地方服从全局，等等。所有这些，都确保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全国之力，集优质资源，为战胜疫情形成了强大合力。特别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严密组织体系发挥出来的强大优势，让人印象深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最大限度动员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权威信息直达基层，使人民群众第一时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发挥出了强大的组织力和执行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叹：“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的最好注脚，靠的也是党的领导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份优异 “脱贫答卷”的背后，有党的坚强领导，确保扶贫脱贫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向贫困宣战。脱贫攻坚战中，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显。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25.5万个驻村工作队、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战斗在扶贫一线，带领群众攻破一个个贫困堡垒，筑起一道道防返贫堤坝，书写了新时代最动人的脱贫故事。

在我们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五年规划——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展现了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无数鲜活事例证明，正是有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有了主心骨、方向感、向心力，才能有效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办成许多其他国家办不成的大事。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超大国家有效发展和现代化核心要素结合起来，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推动提升治理效能

为什么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完善和发展，并致力于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坚持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适时将其上升为制度规定。其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创新，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资源禀赋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党通过把农民的创举上升为一项制度并推展开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总产量就得到了大幅提高。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曾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以往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践过，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的原创性制度成果。比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一项原创性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奠定了坚实基础。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在《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一书中指出，忽视中国的“持续变革”能力是西方“误判中国”的重要原因。解析“中国奇迹”的奥秘，重在揭示好中国制度在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能力。

制度优势需要通过治理效能表现出来，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时代要求，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制度和完善制度相统一、推进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相统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统一的实践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治理效能内化为制度自信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为突破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定型难题作出重大贡献，为我们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竞争较量更为尖锐复杂，这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我们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之治、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供坚实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