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华夏五千载，百年不过沧海一粟。然而，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百年历程、所创造的百年辉煌，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在这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百年里，一个政党的成长与一个民族的觉醒融为一体，一个政党的成熟与一个国家的重生同频共振。我们党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伟大变革，铸就了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传奇。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与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天然的、永恒的革命性。
1921年7月23日晚上，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居民小楼里，党的一大秘密召开。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在沉沉暗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大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不足千字的简短文件，鲜明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严格要求。这成为历次党章的基本要素。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首次增加阐明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的总纲。此后，党章总纲部分都集中阐述“两个革命”的根本性、原则性要求。
革命，是具有根本性、彻底性的改革，旨在破除腐朽而落后的制度、建立崭新而进步的制度。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论述，“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不仅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发生根源，也阐明了自我革命的内在机理。
伟大的革命导师未能目睹，在遥远的东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为旗帜，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毅然决然，开启了血与火淬炼的伟大征程，在百年间写就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
如果说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那么我们党对于自我革命的高度重视，还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刻印着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忧患意识。
国家政权往往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强盛的汉朝最终陷入烽火四起、三国纷争；曾开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统治后期昏庸懈怠，朝中奸臣当道、贿赂成风；清代末期，国家羸弱衰败，拥有近200万清兵，却任由不到2万的八国联军长驱直入。甚至，许多本是为反抗腐朽王朝而爆发的农民起义，农民领袖亦在取得胜利后穷奢极欲、醉生梦死，导致一击即溃、一败涂地。
环顾世界，百年间，多少政党经历了荣辱沉浮。即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有不少深刻教训。一些大党老党黯然退出执政舞台，有的甚至在平静和沉默中被抛弃、被埋葬。
这些令人唏嘘的悲剧为何一再发生？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权力的政治集团贪图享乐、昏庸无道，吏治腐败、权以贿成，自己又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那么，我们党究竟凭什么能经得住岁月的淘漉，靠什么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1945年4月，全国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发问：“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
1980年2月，改革开放大幕初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发问：“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
2014年10月，新时代的中国正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问：“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个历史时期，三次深刻发问。贯穿其中的恒定主题，是深切的忧患意识，是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是我们党探寻自我革命之路的勇气和智慧。
为什么要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曾严重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无比神圣而光荣的事业，也是非常艰巨而复杂的挑战。能担此使命的政党，必须是坚强有力、不可战胜的先锋队组织，必须不断在自我革命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自我革命要实现什么目标？就是党的十九大明确的党的建设基本目标，“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是什么？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有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而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和具体体现。
怎么才能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这些问题源于实践，也在实践中找到答案。党的百年发展壮大史也是一部无私无畏、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史，这是党的性质所规定，也由党的使命所决定，是从古今中外历史中汲取的丰盈智慧，也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自觉。
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鲜明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严格要求。图为中共一大文献的俄文打印件原件。
滚滚革命洪流锻造出坚强有力的政党
风雨苍黄百年路。与险象环生的社会革命一样，党的自我革命也处处写满惊心动魄。
中共一大的与会者中，有人为革命英勇献身，有人脱党，有人叛变，有人沦为可耻的汉奸。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一路携手走上天安门城楼，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党的艰难曲折。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万千共产党员如大浪淘沙般接受斗争的洗礼、严酷的考验。我们党也在一次次面对挫折、直面错误、总结教训中，朝着历史正确的方向前进。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内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党员数量锐减。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退缩消沉，而是在绝境中奋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我们党逐渐找到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道路。
面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严峻形势，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虽然敌情严峻，又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中共中央大智大勇、正确决策，红军夺取了长征的胜利，开创了革命的全新局面。从极度危机中获得巨大生机，这既是我们党自我纠错、浴火重生的传奇，也是应对危局、转败为胜的奇迹。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四块石板，上面“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刚劲有力。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为新落成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亲笔所题。彼时，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了整风运动，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思想上彻底弄清了建党以来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
从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多次经历关系自身前途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历史关节点。面对挫折和失败，年轻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党反复荡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日趋成熟。
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从革命到执政，绝不意味着坐享江山、安享太平，角色变了、地位变了，党的自我革命和所推动的社会革命都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考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中央启程前往北平前，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继续革命”、始终保持鲜明的革命底色，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深切嘱托，是我们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持战斗力和生命力的根基。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敢于“大包干”到敢砸“大锅饭”，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杀出一条血路”……4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与此同时，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可以说，举世瞩目的中国成功故事，既是我们党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精彩叙事，也是我们党自身成长成熟的动人诗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
百年风雨，砥砺前行。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我们党有过困惑、挫折和失误。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严明纪律优良作风内聚力量外树形象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可以列出许许多多，其中绝不能忽略的，一是纪律，二是作风。
1935年5月，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为阻止红军过河，川军将泸定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悬空的铁索。红四团只好向当地群众借铺桥用的门板。战士们严守群众纪律，用老乡家的门板，就留下一块银元，老乡不在家的，就把银元放在锅灶上，用水瓢盖上，这样老乡回家做饭时一舀水就能发现。群众感动于红军铁一般的纪律和作风，自发拆下家里门板，送到西桥头，为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恩格斯曾说，“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我们党就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作风是党的纪律的外在表现，是党的形象，体现了我们党所具备的人格力量，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提到旧中国，人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一盘散沙”。整个社会“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一盘散沙，人人得以欺之”。我们党成立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就设立纪律专章。此后，党的纪律规矩不断充实完善，形成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服从”、请示报告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党规党纪，对于巩固全党团结统一，形成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党中央经过调研发现，干部作风是加剧困难的重要原因，由此有了文件中极富针对性的要求。在党的历史上，类似这样对不良作风当头棒喝的情形不胜枚举。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内，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塑造了党的良好形象，密切了党群关系，有力地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时代向前发展，但党的宗旨性质不会变，对纪律和作风的高标准严要求也不能变。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小切口”撬动“大变革”，一场涤荡神州的改进作风大潮涌起，全面从严治党的壮丽篇章也由此破题开篇。
“八项规定改变了中国”。广大干部群众感到了变化、看到了希望。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抓作风带来的正能量，既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又紧盯重要节点；既严查树倒根存的老问题，又紧盯隐形变异的新动向；既注重抓好“关键少数”，又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既深挖细查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又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除歪风邪气，又树新风正气……我们党抓作风起到了徙木立信的作用，凝聚了党心民心。
如果用一条红线串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壮阔历程，纪律建设毫无疑问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条。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纪律”始终是他强调的关键词之一。“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针对“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这一重大忧患，我们党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是把握住“破法必先破纪”的规律，开创性地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加强纪律建设提到了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的新高度。
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加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但只要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对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号召力的影响和改变，则是极其深刻的。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过程中……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展现了良好的纪律作风面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成为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中坚力量。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据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95.7%的群众认为2020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卓有成效，比2013年提高14.4个百分点；95.8%的群众认为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比2012年提高16.5个百分点。2020年7月，哈佛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毫无疑问，这是令全世界绝大多数政党非常羡慕的支持率，也是对我们党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打出的高分。
西柏坡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两个务必”在这里发出，进京“赶考”从这里动身，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图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厚植执政之基
1860年2月，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党在这个19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断防止被腐化、被瓦解的历史，一部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的自我革命史。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发展壮大，管理的费用急剧增加，腐败开始出现。工人消费合作社服物股经理陈梅生，贪污挪用一千多块大洋。在刘少奇、毛泽民、朱少连等共产党人的领导和主持下，工人俱乐部果断行动：陈梅生受到封存房屋用具、追缴所欠款项的处罚，并被辞退职务；在俱乐部开展整顿作风、清理账目、建章立制等工作，史称“八月整顿”。尚处幼年的党向腐败鲜明亮剑，充分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政治品格，也为我们党从当时数以百计的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提供了重要注脚。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列宁曾强烈地表达捍卫党的纯洁性的决心。我们党对于腐败分子的憎恶和对于自身纯洁性的珍视，同样有着无比坚韧的执着。毛泽东同志说，当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允许此种现象。苏维埃时期，我们党开展了以肃清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惩处了谢步升、熊仙璧等贪污腐化分子。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的两年时间内，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有15个。到了延安时期，仅陕甘宁边区查处的贪污腐化案件就有数百起之多，哪怕是肖玉璧等曾为革命流血立功的“有功之臣”，也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对腐化堕落、贪赃枉法的党员干部坚决处理、毫不留情，使我们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随着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枪林弹雨的革命战争走进了历史。然而在反腐败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殊死搏斗从未停止。腐败现象不会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掌了全国政权而自动销声匿迹，因为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特权思想等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依然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腐败的新诱因也不断出现，有的党员干部把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开始露头，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面临着更大考验。
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而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成克杰、改革开放以来因贪腐被处以死刑的第一个省部级干部胡长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第一位部级干部郑筱萸……这些名字和那些触目惊心的腐败问题，成为警醒每一名共产党员的长鸣警钟，也成为我们党矢志不渝与腐败做斗争的鲜明印记。
曾有人去向毛泽东同志求情，说刘青山、张子善功劳大、影响大，是不是可以不要杀。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杀他们2个可以挽救20个、200个甚至2000个，意义是很深远的。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有的领导干部参与经济犯罪、贪污受贿等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提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党，伟大的党引领伟大的事业。反腐败绝不仅仅是处理几个干部，而是深刻有力的整党、深刻有力的从严治党。开除一个腐败分子，就减少一个侵蚀党的蛀虫，消除一个破坏党的隐患。持续有效地反腐败，才能维护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我们党才能取信于民。
时间来到2012年。改革开放成就斐然，同时，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迅猛而深刻，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刚刚就任的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起初，杂音噪音是很多的。有人借腐败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说三道四，有人散布反腐影响经济、反腐动摇稳定、反腐导致不作为等各种奇谈怪论。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最有力的回答：“我看天塌不下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
言出必践，一诺千金。无论从哪个维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查办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重大案件，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民生，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法不责众不再有，退休不是护身符，天网恢恢没有“避风港”……外媒惊叹，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政党有我们党这样的反腐决心、力度和成效，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在强力反腐肃贪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其中之道，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把反腐败斗争提到事关人心向背、攸关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从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来部署，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把两个伟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我们党永远要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抗战中期，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所折服。后来，他们对宋美龄感慨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美龄幽幽言道：“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宋美龄所说或许是肺腑之言，但她并未意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在探索中形成了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思想和制度，对监督和规范权力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党在全国执政后建设廉洁政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权力，用得好就能造福一方，但若成为“脱缰的野马”，便会贻害无穷，甚至引起政权废亡。古往今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永恒课题。在那场著名的“窑洞对”中，当黄炎培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回答：“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场影响深远的对话，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权力的深刻认识，也为我们党孜孜探求科学有效监督权力树立了标杆、设定了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如何迎接新的“赶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指出，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我们党长期执政必然面临被腐蚀风险，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西方所谓的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根本上要靠党的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只有把自我监督的有效制度确立起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
自我监督一向被视为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有些人出于惯性思维，认为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会失去自我革新的意愿，也会丧失自我净化的能力。对此，我们的回答还是被印证过无数次的那句话：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自信满满的回答，源自足够的底气支撑。2018年3月23日，随着大红绸布被缓缓拉下，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揭牌。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依托的大背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延续到党的十九大以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坚持中不断深化、完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可视、可感、可期的显著成效。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先进纯洁的实践和认识，都不断抵达新的高度，誓将练就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为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源源不断地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我们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但面前依然有很长很艰辛的路要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党的事情办好。我们应时刻心怀忧患，“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也理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党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就一定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是永远的进行时。”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新时代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党将继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图为位于陕西省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广场前有一个号兵吹号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