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过程中存在误区。有的过于简单和教条，人为搞“宏观调控”，用预设数字去对应常态、大多数、少数和极极少数，有的为“四种形态”设定比例指标，急于形成有模有样的“四种形态”分布图等。这些做法是对“四种形态”的机械理解和生搬硬套，应及时纠正。

　　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的内在要求和政策要义，需要有宏观视野、全局观念和科学精神，不能止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四种形态”是一个有机整体，每种形态对应不同的情形和处置方式，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为准绳，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实践“四种形态”必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充分运用好前三种形态，就会水到渠成地实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极少数，这个过程急不得，缓不得，更乱不得，“拔苗助长”式的强行干预必须坚决杜绝。这是对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素质、思想觉悟、政策水平、纪律意识和意志品质的考验和检验。

　　对“四种形态”的理解和运用，必须基于正风反腐的形势与任务。经过三年多的雷霆行动，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意志坚如磐石，拔“烂树”、治“病树”、护“森林”的思路明确清晰，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明确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但必须清楚，强调运用“四种形态”决不意味着反腐败就此转向，决不表示惩治这一手要松一松、缓一缓了。对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集三类问题于一身的人，仍是惩治腐败的“重中之重”，必须严查重处，这一点不能变，也不会变。

　　在微观层面落实“四种形态”，更需要如“工匠”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四种形态”是高度凝练的理念和原则，面对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用好“四种形态”绝不能简化为程式化的判断和套用。举个例子，刘邦入关时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人者死”表面上看很公平，但事实上杀人有谋杀、误杀、为民除害杀人等多种情形，如果一律处死显失公平，但若都从轻发落，又会激起民怨民愤，这就需要甄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同理，监督执纪过程中，情况千差万别，具体到每个个案，究竟是教育提醒、党纪处分，还是移送司法机关，需要综合情节轻重、问题性质以及认错态度等多重因素来判断，不能简单套用条文规则或一味遵循过往经验，应坚持从实际出发，精细化操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防止一刀切、一锅煮。

　　刻意追求漂亮的统计数字，对于践行“四种形态”、全面从严治党有害无益。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严、深、细、实”的工作作风，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当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