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并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这意味着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的“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工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责重山岳，能者当之。具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鲜明的执政特色。2012年11月15日，刚刚履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了言简意赅的1500余字讲话，其中，“责任”一词出现10次，贯穿始终，统摄全文，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着“责任”上路、励精图治的重要标志。2014年2月7日，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明确表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是党在各项事业中担负领导责任的关键少数，肩负着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党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把担子压给8800万党员中的80多万党员领导干部。而党员领导干部是否担责，直接关系到管党治党是宽松软还是严紧硬，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责任不会自动实现，注定了担当责任与落实责任最重要，也最困难。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根本原因在于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王岐山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论述，表明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是问题倒逼的结果，也道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软肋所在：责任缺位，该履行的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如，一些党组织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发展党员轻教育管理党员、重提拔配备干部轻监督约束干部，一些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到好处争着上，遇到矛盾绕着走，拈轻怕重，避实就虚……

　　压实责任，需要压力与动力，需要刚性的制度约束。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言出纪随，仅2015年就有850余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1.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无论是彻底调查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还是严肃问责湖南衡阳贿选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都体现了以强力问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今年，党内问责力度进一步加大，严肃查处不敢担当、失职失责等背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问题，督促各地各部门健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近期，中央纪委通报了7起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问题，再次释放出失责必问的强烈信号。在实践基础上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就是要以问责促担责，利剑高悬，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旨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强化责任担当。

　　党内问责不是新鲜事，党内问责制度也并非一片空白，如《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都有关于问责的内容，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这些制度存在的不足逐渐显现，突出表现在，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权责不明晰，没有突出“关键少数”，等等。

　　坚持问题导向，在整合现有问责制度的基础上，党内问责条例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力，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四风”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选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连续出现问题，巡视整改不落实的，都将严肃追究责任。而将问责从“规定”上升为“条例”，更表明党中央对管党治党责任的高度重视和夯实责任的坚定决心。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问责条例和去年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相互具有不可替代性。尽管《党纪处分条例》中也有对不履行管党治党责任者的处分规定，都剑指乱作为与不作为，但是，无论惩罚的内容、方式还是种类，都应该有所不同。有分析认为，即将出台的党内问责条例除了党纪处分外，组织处理也是重要的问责方式。

　　有理由相信，制定与实施党内问责条例，将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有利于把管党治党责任担子压实压紧，减少责任虚置空转现象，促进消除“鸵鸟型干部”、“老好人式干部”、“太平官”、“逍遥官”、“滑头官”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