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日大阅兵，我很荣幸地被选为陆航梯队的领队，并担任空中护旗方队国旗编队长机机长。2015年9月3日这一天，我驾驶的直升机悬挂国旗，顺利圆满地带领95架直升机飞过了天安门。

　　此次陆航共有120架直升机参与阅兵组训，编队庞大、队形密集，飞机的起飞、编排、解散等组织工作非常复杂，在三个多月的封闭训练中，飞行纪律成为科学协同的重要保障。

　　这种协同是方方面面的。由于我驾驶的直升机悬挂国旗，所以机组人员共有5个：2个飞行员、1个领航员、2个机械师。飞行中，我们分工明确，主飞、主领、主管之间密切协同。如果遇到任何偏差，我们要商量，一起想办法，共同完成任务。不仅是机组内部步调一致，我驾驶的飞机与后面的中队、梯队以及空军之间都有密切的协同。

　　作为空中飞行指挥员，飞行员必须依照纪律听从我的统一调度，这也是一种协同。我的指挥并不是随意的，每次飞行前，会预先派两架飞机和一架直升机侦查天气，参考它返回的数据，综合多方面情况做出判断。大阅兵当天，由于天气状况很好，能见度很高，达到了“天气免检”，只有一架米-171起飞查看了天气。

　　而在训练时，气象条件是复杂多变的。有一次，向阳面的能见度在1公里，背阳面的能见度有2公里，这时，我会取一个平均值1.5公里，来编排整个梯队。比如我会告诉飞在后面的“70”编队，先分开队形，“0”在前面，“7”在后面，等飞到背阳面时，后面的飞机再跟上，编成“70”字样。

　　阅兵前有一次在南口基地合练，返航的路上经过百花山，山口的气流扰动很厉害，造成飞机颠簸。我及时通知后面的飞行员，要求飞机之间拉开距离。这时，他们不能私自下降高度，或脱离编队，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在空中，我的身份不只是飞行员，更是陆航部的一名领导，我有责任、有义务，像照顾孩子一样，把整个陆航梯队看护在我的手中。每次飞行，不只是个人完成任务就过关了，而是所有的梯队都要安全通过、一架不少，这是当指挥员最基本的职责。

　　正因为如此，所有的空中纪律，包括法规、条令和规章制度，我都烂熟于心带头遵守，把它们视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身为一名党龄33年的飞行员，从我选择飞行的第一天开始，纪律就成为我脑中紧绷的弦，对飞行员来说，纪律就是生命。（李倩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