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外国的有识之士都非常关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同仇敌忾的中国。

　　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说：“1937年到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国共两党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易劳逸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任何的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只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爱国热情所激起的广大民众，暂时忘却了这个政权所固有的弱点”。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权贪腐的弱点越来越暴露，与充满活力、高歌猛进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鲜明对比。

　　林迈可原是燕京大学英籍教师，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采购当时极为紧缺而又被日军严格控制的药品和通讯器材, 一次次巧妙地运出北平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林迈可匆忙撤离北平，先后在晋察冀、延安工作和生活，直至抗战胜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

　　珍珠港事变时，纽约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马特尔·霍尔正在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我制订了逃脱的计划，每天练习走路，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一去不回”，逃入晋察冀边区，然后到了延安。霍尔“有一次与朱德将军一起午餐，把小米饭都吃光了，当朱将军叫炊事员再添饭时，炊事员端来的却是白菜，并且告诉将军，他当天的粮食定量都已吃完了。”定量面前，人人平等。

　　八路军普通士兵也给燕京大学教授、英国人班威廉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从1941年12月8日就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一起生活，走过一千英里路，接触过无数队伍，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喝醉酒或是不守纪律的小兵。”曾经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对共产党的军队也有很好的评价，以能做一个八路军战士为荣。他对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说：“要是你能同他们取得联系，替我捎个信。告诉朱德，我将自豪地来到中国，扛起步枪，在他手下当一名普通士兵。”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独裁、贪腐、效率低下，权势阶层越来越为所欲为，凭借权力挥霍享受、欺压百姓。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当时正在中国，他认为194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此时“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了丧失权力的道路”。1943年8月，他评价道：“对国民党政权，已不能抱多大希望，因为它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积极帮助群众。”

　　在费正清看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只相信和依靠CC派和戴笠的组织，他们想靠压制异己来维持统一，结果事与愿违。政治手腕和恐怖手段使蒋介石政府在上层爱国人士中丧失合法地位。腐化的官僚体制并不能因此赢得投机分子的忠诚。这个进程真是可悲，从内部说，已失去控制，而外面的力量又无能为力。”

　　拉纳·米特也指出，“国民政府被指责为一个虚弱而腐败的独裁政权”，“到1945年为止，国民政府的严重腐败问题已经无可争辩”。

　　蒋介石后来也承认，抗战后期开始出现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1944年，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到延安考察后，把国共两党的政权做了对比，“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

　　外国人士对共产党领导的官兵都有着很高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军官的评价却截然相反。

　　易劳逸指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低级军官在战争中都受到了老练的军事观察家的较差评价”，继史迪威之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认为这些军官“总之是没有效率的”。戴笠曾经报告云南怒江前线的军官普遍吃空额，勾结商人向敌占区走私，读来触目惊心。

　　由于实行不同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就有了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新气象。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冈瑟·斯坦因：“在边区四个月我所遇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共产党的说法：（边区）政府完全是廉洁的。”

　　和林迈可一起在根据地生活过的班威廉说：“我们生平再没有见过比共产党队伍更刻苦的团体。”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在延安根本看不到旧中国常见的腐败、投机、妓女、乞丐和抽鸦片等现象。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国民党控制区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班威廉到了根据地后，也发现“一切都洋溢着一种和平富饶的空气，甚至农民也是喜气洋洋的”。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于1944年夏到延安、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他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

　　不只是盟国人士，就连和八路军打过仗的日军也对八路军敬佩有加。日本著名进步学者藤原彰曾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下级军官，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后，他深切地感受到：“八路军由于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所以拥有强大的抗日战斗力，从本质上说，日本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

　　1943年9月，费正清根据自己对国共的观察，写道：“真正想战斗的人必定致力于发动群众。”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垂范，廉洁公正，带领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得到了拥护和爱戴，而国民党的贪腐，不但导致抗战效果打了折扣，也使其在随后发动的内战中完全失败。

　　播什么样的种，就有什么样的收获。(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