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为适应运动战、游击战的打法，使部队更加灵活机动，扎西会议期间，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彻夜研究，由中革军委下发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开始了一次脱胎换骨的精简整编。这次长征路上规模最大的整编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全党全军上下严守政治纪律、无条件服从中央决议。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取得了娄山关大捷。图为布面油画《娄山关大捷》 。   郑艺、宋克、周楷、关君   绘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当红军被迫突围开始长征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红军“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突破湘江后，红军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至三万多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尽管各军团和师、团、营的番号都还存在，但只剩下空架子，机关臃肿，战斗人员缺乏，严重影响部队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发挥。

在整编中，干部层层下放，“师长成了团长，团长成了营长，撤销了许多机关，机关干部逐级下放，很多干部下连当兵”；对影响部队行军作战的辎重与物资也进行了大规模清理。干部降级使用，全军轻装上阵。红军官兵很快统一了思想。只要有利于机动游击战，只要革命形势任务需要，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的牺牲都值得。这些措施有效改变了过去单位多、层级多、机关人员臃肿，战斗部队人员严重缺乏的“上重下轻”局面。整编后，中央红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一个团兵力达2000多人，连队人员充实了，基层的战斗力明显提高了。

以整编最彻底的红三军团为例，4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到10团任团长、团政委，4 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到11团当政委；5师师长彭雪枫成了13团团长，5师14团政委谢振华下到12团2营当教导员。据原4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回忆，他被下放到新组建的通讯班当班长，发现通讯班加上他10位战士都是各连的连长，是个名副其实的“连长班”，有人为此还编了个顺口溜：“精简大整编，连长下到班。班长黄荣贤，率领一个团。”意思是说黄荣贤领导9个连长，像一个团长。即便这样，也没人计较“官”越当越小，从上到下没有抗命不遵的。

通过缩编和加强政治工作，红军“消肿”丢“包袱”，部队士气空前高涨，为下一步灵巧地周旋于赤水河两岸攥紧了拳头，聚集了精兵强将。对扎西整编的效果，毛泽东同志指出，它改变了“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据张爱萍回忆，整编后“由于军事行动的方向明确，政治工作的加强，全军士气高涨，斗志奋发，充满了‘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挥下，整编后的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

回首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集中统一、始终坚强有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注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使全党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许多如扎西整编一样熠熠生辉的时刻，都是围绕维护、严明和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展开，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