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央档案馆于北京西郊海淀建成。院里有三季不败之花，四时常青之树，恒温恒湿的档案库房里珍藏着党的无价之宝。这里有建党初期的文件，有历次中共代表大会的文件，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手稿，有新中国建设的各项重要档案文件等。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信史。在馆内，有“比黄金还贵重” 的两万多份档案文献，被誉为“镇馆之宝”。这就是“中央文库”，记录着1922年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这批反映中共早期记忆原貌的珍贵档案，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保存下来。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央秘书处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中央机密文电材料也秘密转移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一所小洋楼内。

随着环境恶化，1930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告，规定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当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文件资料20余箱，成为党的秘密文件库，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为了妥善保管这些文件资料，周恩来特地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对应当收集、保存的文件范围、内容和编目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

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指出，“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并在“将来”两字旁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中央陆续撤往苏区。形势危急之下，张唯一在得到周恩来紧急通知后，雇用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自己家里。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又因为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使中央文库躲过了一劫。

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韩慧英夫妇接替张唯一专管中央文库，与外界联系由妻子韩慧英负责。为便于隐藏，减少文库体积，将原文件有的裁边、有的转抄为小字。他们常年在阁楼上生一盆炉火，一旦情况紧急发生不测，就宁可与文献同归于尽，也不让敌人得到一张纸片。

一盆永不熄灭的炭火，背后装的是对党的绝对忠诚。1935年2月，中央文库单线联系人张唯一被捕，韩慧英仍按原计划前去接头，也被捕。为保证文库安全，陈为人顾不上营救妻子，他紧急搬迁，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经费支持，只能一个人承担起保护的重任，同时编制出详细科学的目录。

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

1936年秋天，经过多番努力，陈为人终于和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取得了联系，成功地转移了中央文库。1937年3月，受尽肺病与酷刑折磨的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接替陈为人工作的是徐强与他的妻子李云，1939年他俩先后奉调去延安，上海党组织指派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中央文库，他将保管文库的任务先后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和刘钊。1940年秋，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负责人，文库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随后，文库又被缪谷稔运到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1942年春，负责向缪谷稔传递信息的党的地下交通员郑文道在外出办事时被捕。郑文道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了中央文库的秘密。

1942年夏，缪谷稔病危，陈来生接过了守护中央文库的重任。日伪军警宪特的明岗暗哨遍布街头巷尾，以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陈来生装扮成邮差，叫家人伪装成跑单帮的，采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避开敌人的明岗暗哨，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手提肩扛，将2万余件文件从缪谷稔家里顺利运到新的保存地。他将档案隐藏在夹墙里面，做了伪装，确保档案无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年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所称的“将来”变成了现实。陈来生亲自押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经过清点，档案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49年9月18日，中央复电华东局，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予以奖励。毛泽东同志特意将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以表彰对于保管中央文库有功的保管员亲属及朋友们。

在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库档案被安全押送到中共中央秘书处。1959年中央档案馆建馆时，中央文库作为最珍贵的馆藏被接收进馆。为不断传承档案本身的红色基因，我们加大对中央文库等档案的保护，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利用档案数字化减少对档案原件的使用，对档案进行异地异质备份，多种手段保证档案安全。

回顾建立、保管、守护中央文库的过程，有4个方面的优良传统使我感触颇深。

一是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自从党诞生后将共产主义确立为最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动摇过革命终会成功、理想必将实现的信心。在白色恐怖中瞿秋白写下“备交将来”，足见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千秋伟业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历任保管人在守护、转移、押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机智和顽强斗争品质，也与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支撑分不开。

二是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历任保管人用生命维护文库安全，阐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陈为人一心扑在文库上，抱定与文库共存亡的决心，说“如果出了问题，无法挽救，就放火烧了我的家，我要与文件共焚”。缪谷稔在弥留之际对妻子说：“咱保存的东西，比金子还贵重，比生命还值钱，你要替我全数交给党组织。”

三是党纪如铁的纪律观念。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中央文库如果落入敌手，危害可想而知。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保护传承，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出了对党组织绝对服从，甘愿牺牲生命也要守住党的秘密的纪律观念和铮铮铁骨。在执行任务时，管理人严守保密纪律和生活纪律，甘于寂寞，只为确保文库的安全。

四是深邃卓越的历史眼光。周恩来同志亲自联系中央文库工作，历任保管人都是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陈为人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这是党中央重视历史、重视档案工作的体现。对文件管理等各项工作一开始就注重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体现了科学治理的理念。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和据此制定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文件编目规定》成为中央文库最早的管理制度，也是后人整理和管理文件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红色档案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总结党的宝贵经验，激励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都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传承好红色基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大档案开发力度，讲好档案故事，发挥红色档案的教育功能。今年7月开展的“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等，以丰富的档案史料，生动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拉贝日记》和陆续出版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等重要著作，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今年联合不同部门制作《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红色百宝奋斗百年》等专题片，编辑出版《100个档案故事讲述党的历史》。

承担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更好地为中央服务、为党史和历史研究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比如我们发挥馆藏档案优势，挖掘档案资源，编辑专题材料，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我们主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城市解放》《共和国脚步》等重要著作，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还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等；我们为了方便群众查档需求，简化了利用手续等等。

中央文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守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档案，就是守护好党的历史，延续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中央文库先辈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