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两个德国人相继出现在国共两党军中。德国退役上将汉斯·冯·塞克特成为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德籍苏联红军特工奥托·布劳恩（李德）则成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两个德国人的“斗法”。

遵义会议陈列馆群雕

根据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冯·塞克特建议蒋介石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军事方略，以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边推进边修路边筑碉堡，一点点蚕食中央苏区。而在共产党这边，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军事指挥权被交给李德。他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战略转移。

两个德国人的“献策”，将中国共产党逼至生死存亡境地。红军主力部队遭受重创，中央苏区大部分丧失，无数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4年12月1日，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一批一批将士倒下来，一批一批又往前冲，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把湘江铸成一座血肉丰碑。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几乎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后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红军大量缩编。

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既是军事上的失败，也反映出了政治上的幼稚。我们党早期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导致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反观同时期植根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则取得了一系列成功。

生死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遵义会议，认真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原因，批判王明等人所犯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军事路线以及红军战略战术基本原则，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激烈的军事路线之争。随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左”倾思想路线，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由此实现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