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柳绿，万物葱茏。初夏的雨花台游人如织，一派清明。

1982年6月8日，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章蕴走进了雨花台纪念馆，在烈士李耘生的照片前深深凝望，戴着贝雷帽的李耘生俊朗潇洒，亲切地微笑着。章蕴对着女儿说：你看，你爸爸多好啊，永远这么年轻！此时此刻，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五十多年来的患难艰辛一起涌上章蕴心头，仿佛又回到了艰苦的革命年代……

章蕴、李耘生和儿子全家福

峥嵘岁月里牵手

章蕴原名杜韫章，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西乡杨家冲。1921年，章蕴在长沙的速成补习学校结识了中共党员陈勉，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心中萌发了参加革命、推翻旧制度的强烈愿望。1925年，章蕴为追求革命真理奔赴汉口，在姨妈开办的文萃小学任教。后几经周折，在武汉见到了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共产党员徐全直，跟随徐全直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章蕴受党组织派遣，担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11月，她任中共硚口特区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到硚口区工作后不久，章蕴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李耘生。李耘生1905年出生于山东省广饶县一个农家，在山东省立青州第十中学读书时，参加了青州各界人士组织的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1924年2月由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到硚口区委之前，李耘生曾担任过青年团济南地委书记，“五卅惨案”“青岛惨案”发生后，又受团中央指派去青岛接任团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出色完成了恢复和壮大当地团组织、发动和组织学生游行示威等工作。1926年冬，组织派李耘生到硚口特区区委任书记。

相同的年龄，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志向，使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渐渐地由互相钦慕而相爱了。1927年春天，他们共同向组织上写了报告，要求批准结婚。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对结合于危难之中的伴侣，把两个人的命运共同维系在了党和人民的危急存亡之中。婚后，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李耘生经常外出，匆忙之中，他们有时只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或一个眼神来互相鼓励，表达对党的事业的忠贞。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李耘生毅然受命就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章蕴也随之转移到武昌做机关工作。为了掩护机关，章蕴开始学习用另一种方式生活。表面上，她完全像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买菜、烧饭、洗衣，有时还和邻居们打打麻将；背地里，她却要挤出时间用明矾水密写文件、书信、材料，还负责保管武器弹药。期间，章蕴还曾被捕过一次。1927年9月里一天，她到汉口姨妈家取东西，不幸被一个工贼认出，幸亏这个工贼只知道她在硚口的公开身份——工人子弟学校教员，再加上卫戍司令部首席法官是她姨夫的好朋友，在姨夫奔走和章蕴的机智应对下，一个多月后她被无罪开释。章蕴被捕后，李耘生几乎每天都要派交通员送一张小小的字条到姨母家，上面写着几句鼓励的话，夹在饭菜中送进监狱，给了章蕴极大的温暖和鼓励。

1928年，党组织决定派李耘生到南京工作，谁知他到南京尚未找到党组织，就被山东的反动同学指认，被国民党法院以“鼓动学潮”的罪名判了10个月有期徒刑。出狱后，李耘生相继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南京特委书记，章蕴则通过亲戚在农矿部当了个小职员，全力支持丈夫工作。

无论是在汉口，还是在南京，章蕴和李耘生的生活都十分清苦。1930年，他们的儿子晓林降生，因家中一无所有，只得让孩子睡在一只破箱子里。一天夜里，章蕴半夜惊醒，发现原来开着的箱盖不知什么时候盖上了，赶紧打开，孩子已经憋得脸色铁青，幸好是只破箱子，才保住了生命。

血雨腥风中永诀

“爸爸、爸爸啊——”稚嫩的哭喊声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内阵阵回荡，铁窗中的李耘生肝肠寸裂，是自己才两岁多的儿子晓林啊！自被捕以来，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敌人刑讯逼供、软硬兼施达不到目的，竟然抱来了天真无邪的孩子！他将双手从铁窗中伸出，紧紧抓住了儿子软软的小手“好孩子，不哭！爸爸在，不哭！”负责审讯的特务狞笑了起来：这下承认自己是李耘生了吧，你就是南京中共特委书记李耘生！

那是1932年的早春，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作为南京特委书记的李耘生成了敌人的主要搜捕对象。4月，便衣特务找到李耘生、章蕴家中，没抓到两人，带走了晓林和李耘生的妹妹。李耘生安排临产的章蕴回长沙生孩子，自己则留下处理善后。谁知，章蕴走后不久，探听消息的李耘生便不幸被捕。

身份暴露的李耘生丝毫没有慌乱和消沉，每当在狱中见到一起工作过的难友，他总会简短而会意地说：“我不认识你”“我和你没有关系”，意指自己绝不会出卖同志。敌人为了让李耘生供出党的机密，先是利诱：“只需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不光有生路，还有升官发财的出路。”李耘生义正辞严：“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软的不行，敌人又对李耘生施以各种酷刑，但李耘生始终坚贞不屈，绝不低头。

1932年6月8日凌晨，李耘生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临刑前，一个国民党执法官问他还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李耘生厉声说：“我的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与你们斗争到底！”枪声在金陵古城的雨花台响起，罪恶的子弹在李耘生胸前飞溅起漫天的血花……

此时的章蕴正在长沙的家中等待，盼望李耘生早日完成任务，带着宝贝晓林出现在自己的眼前。1932年6月中旬，一张报纸击碎了章蕴所有的等待和希望：南京枪毙一批共党分子，李耘生的名字赫列其中。章蕴如五雷轰顶，她想起从武汉风雨如晦日子里的相遇，到刀尖上舔血日子间的生死共担，从那张“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婚誓盟约，到李耘生那次被捕，出来时带的一本300篇日记倾诉衷肠，从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到欢声笑语的三口之家……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6年夫妻相敬相爱并肩战斗，这种革命伴侣之间的情谊，比一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为深长。而今，我失去亲人，孤零一人，飘落家乡，找不到党。我永远失去了我的丈夫，爱子又在何方，想起这些，我就悲痛欲绝。”这是章蕴一生中最艰难最苦痛的时刻。

然而，章蕴并没有被苦难击垮，为了革命，为了养育遗腹子，她把血和泪埋在心底，发下了三条誓言:一是一定要找到党，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二是生下腹中的孩子就出去做工挣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但坚决不做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三是今生今世，永不再嫁。

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不但做到了全部誓言，还将对丈夫、对孩子的小爱，全部化作大爱，撒在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身上，许多人都亲切称她为“妈妈同志”。

1949年夏，章蕴（右二）与张爱萍、曹荻秋、陈同生、董竹君等人在上海合影。

双担一肩伴终生

生下了女儿后，章蕴将孩子留给母亲，自己孤身一人到长沙、武汉等地，边谋生边寻找组织。两年后的一天，章蕴在街头偶然遇见南京老房东叶大姐，从她那里得知李耘生临刑前写了纸条设法传给她，请她转交章蕴。叶大姐怕惹来麻烦，销毁了纸条，牢牢记住了纸条上的话：“过去一百斤的担子两人分担，以后只好由你一个人来挑了。”章蕴默默记住了丈夫的话，从此重任承双，未敢稍懈。

章蕴拣过烟叶,养过蜜蜂，做过长途电话接线员,终于在1936年底与来湖南恢复党组织的袁泽夷接上了头，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这之后，章蕴先后担任中共湘潭中心县委书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党支部书记、苏南区党委妇女部部长、苏中区党委妇女部部长、苏中区二地委书记、华中局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华中民主妇联主任、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豫皖苏分局宣传部长兼《雪枫报》社长、妇女干部大学校长兼政委等职务。1949年5月，章蕴受命担任华东局妇委书记，兼华东区及上海市妇联主任。1952年调任中央妇委第三书记兼全国妇联秘书长。1953年4月，任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并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在妇联工作期间，章蕴针对妇联改进领导作风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

让章蕴欣慰的是，李耘生牺牲后，儿子晓林被李耘生的爷爷、父亲想方设法从南京剪子巷救济院带回了山东老家，15岁时回到她身边；女儿早力也于解放后从长沙的外婆家回到了章蕴的身边。解放后，一双儿女一起去了哈工大预科班念书，又先后去了苏联留学。回国后，女儿杜早力被分配到航天部，从事技术工作；儿子李晓林则在国防科工委工作。兄妹俩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兢兢业业在各自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康生的点名授意下，章蕴成为重点批斗对象，大会批、小会斗，逼她交代“叛徒罪行”。章蕴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在受迫害的日子里，不论是关押批斗，还是威胁利诱，都以坚强党性做到不消极、不颓废、不低头。有一次，造反派们对她说，你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吧，我们保你。章蕴立即严正回答：“我如果有问题，谁也保不了我；我没有问题，也不要任何人保。”

粉碎“四人帮”后，章蕴已届71岁高龄。1977年起，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4年。那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冤屈、长期靠边站的同志和干部向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来信来访提出平反要求的多不胜数，不少人直接找到章蕴家里。她不论多忙、多累，总是热情接待，将心比心地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然后为查清案子东奔西走，使许多长期蒙受冤屈的干部得以平反。有一位新疆籍的老干部，文革前就以所谓“民族主义”问题受审查，文革中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进监狱，粉碎“四人帮”后虽重获人身自由，却迟迟没有明确结论。章蕴受理此案后，经调阅全部有关案卷，找出久拖不决的症结所在，立即亲自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当面商讨，迅速达成一致意见。这起拖了十几年的冤案，在她手上7天就解决了。

1982年10月，章蕴退居二线，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底到1985年夏，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指派为中央一级机关“党群口”整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这时，她年迈多病，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革命干劲却始终不减。无论在哪个岗位，她都以自己一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严肃认真对待所承担的工作。

1981至1982年间，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在全国相继展开。章蕴作为中央纪委副书记，接连办了几起棘手的大案要案，如北京的陈梦猇诈骗案、黑龙江于天章诈骗案和河南安阳“汽车大王”案等，不管案情多复杂，牵涉的面多广，办案中掣肘多大，都坚持抓到底，不办完办好决不松手。她经手的案子都办得很扎实，坚持实事求是，事后从没人翻案，即便是犯罪者本人也不得不服。

退居二线前后，章蕴本着对党的一片忠诚和高度政治责任感，为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研讨党的建设问题尽心竭力。1982年起，她就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作报告、搞调查，四处奔波，先后写下了《增强党性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关于京、津、鲁三省市部分整党试点的调查报告》《在整党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等重要论文和调研报告，在中央领导批示下，汇编成《章蕴谈党的建设》一书，成为广大党员的重要学习材料。

1986年7月，章蕴给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表彰大会写过一段主题词，就是她一生坚强党性的写照：“共产党员的入党志愿书上无不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两句誓言，我要求与全体共产党员一道，时刻不忘这两句誓言，用自己的行为实践对党的承诺，不以假话骗党。为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毕生进行党性修养，活到老，修养到老，改造到老；就要处处事事起先锋模范作用，平时当模范，紧要关头当英雄；就要杜绝各种各样的不正之风，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彻底决裂；就要艰苦奋斗，勇于进取，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建功立业，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