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御史台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国家监察制度，在秦汉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到唐代则进入了较为成熟、健全和定型的阶段，其组织完备、分工清晰、职责明确，可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精华，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御史台制度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运转的？我们从权相元载的倒台来进行梳理和了解。

元载的贪腐专权——代宗起用刚直大臣出任御史台

元载家贫，但自幼嗜学，聪明又肯用功，博览群书。天宝初年，他考中进士，从此晋身官场，后成为宰相。在国家危乱之际，元载曾立过功勋，但后来独揽大权、培植亲信、排除异己、贪腐纳贿，他的劣行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元载在京城和地方要司遍插亲信，各地官员想要升迁，都不得不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贪腐之风逐渐公开流行起来，史载“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他在京城长安的大宁里、安仁里兴建两处豪华宅第，能足够分配给京城百官办公居住，在东都的私家园林能被改建成一座皇家宫苑，足见规模宏伟，室宇奢广。

元载第一次被实名举报是在永泰元年。那一年，华原县令顾繇检举元载的几个儿子依仗父亲威势招权纳贿，代宗却依旧重用元载，反而将顾繇流放锦州。大历六年四月，成都司录李少良也上书实名举报元载弄权贪腐。这一次，代宗的举措耐人寻味，李少良被皇帝接到宫内，皇帝要听取李少良的详细汇报。这是一种元载最不希望出现的情形。其实，皇帝很可能意在保护李少良。没有想到的是，李少良自鸣得意，先将此事告诉了友人韦颂，韦颂又告诉了陆珽，偏偏陆珽是元载的党羽。元载得知后，编排了一系列罪名，将李少良等人杖杀于公府。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早在大历五年，就有消息从宫中传出，说皇帝对于元载的贪腐专权很是不满。但考虑到他任相多年，想让他得以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装聋作哑，没往心里去。终于，代宗无法忍受元载的贪腐专权，暗中起用最信任的大臣来帮助自己，企图收回大权，并除去元载。当时，正逢御史大夫敬括去世，代宗便召河南尹张延赏入朝接任御史大夫一职。但在之后发生的朝臣李少良等弹劾元载事件中，张延赏称病在家，不敢对抗元载，致使李少良等人被定罪处死。这些事情发生后，代宗大感失望，遂外调张延赏为淮南节度使，在大历六年引拜秉性刚直的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入朝为御史大夫。

唐代御史台精舍碑原碑拓片

御史大夫的铁腕——不负众望拿下元载党羽

李少良事件是元载噩梦的开始。李少良死后4个月，李栖筠被调回朝廷，担任御史大夫。根据《旧唐书·裴胄传》的记载，李栖筠威望很高，“有重望”“代宗以元载隳紊朝纲，征筠入朝，内制授御史大夫，方将大用”。为什么要派刚直、有威望的大臣担任御史大夫查办元载，这就涉及唐代的御史台制度。

唐初，监察御史仍按汉代《六条问事》进行纠弹。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实行10年后，以其繁琐难以执行而中止。在唐朝进入鼎盛时期的唐玄宗年间，监察制度得到空前发展。御史台发展出殿院、台院、察院。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其职责主要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台院设侍御史6人，职掌是纠举百察，推鞫狱讼、入阁承诏、推荐、弹劾等事。具体职能为：“一曰奏弹，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东推，五曰赃赎，六曰理匦。”殿院设殿中侍御史9人，其监察对象主要是殿廷之内百官的活动，以维护朝廷礼仪秩序。察院设监察御史15人，职掌是分察百官，巡按州县。可见，唐代的御史台是一个完整的机构，层次清楚，职责明确，权限严格。在整个唐朝，御史台名称虽屡有变易，但其机构却基本保持不变，御史台机构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即便是在唐后期权臣当道、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恶劣政治环境中，也有御史敢于挺身而出，表明御史台制度在唐代近300年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代宗时期，唐代进入中晚期，而代宗在位的17年，有15年处于宦官或权臣“专权”状态。查办元载，始于大历六年，也就是代宗继位后的第9年。当时，为人刚直、不屈服于权势的李栖筠被召入朝初见代宗时，由于陈述明辨，没有阿谀之词，受到代宗喜爱，被直接任命为御史大夫。

那么，李栖筠担任御史大夫，工作成绩怎样呢？华原县尉侯莫陈怤因考绩优等被补授为长安县尉，按例前往御史台拜谒，被李栖筠询问起劳绩，侯莫陈怤神色不安，无法应对，于是自称通过朝臣徐浩、杜济、薛邕（都是元载的党羽）升官，并非真的考绩优等。李栖筠在大历八年二月上奏弹劾侯莫陈怤，连带揭露徐浩、杜济、薛邕三人的劣迹 。代宗当时虽然得到奏疏，但他无法决断。恰逢出现月蚀，代宗询问原因，李栖筠答道：“‘月蚀修刑’，如今欺上谋私者未得之罪，上天似乎是以此来警戒陛下吧？”后来，在大历八年五月，李栖筠不负众望，拿下元载党羽吏部侍郎徐浩、薛邕。贬徐浩明州别驾，薛邕歙州刺史。

此外，作为御使大夫的李栖筠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振台纲、立规制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按照旧例，皇帝在曲江亭宴赐百官，命教坊乐妓及戏谑之人错杂陪侍。李栖筠认为自己身任国家风宪之责，便独自不赴宴，自此之后，御史台将此举定为规制。

不过，李栖筠因病于大历十一年二月去世，查办元载的最终任务尚未完成。御史大夫由李涵继任，他后来参与了元载案件的审理。

皇帝的决心——元载倒台的最终动力

御史台制度是一套自上而下监察百官、整顿吏治的政治制度，御史台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帝，也须听命于皇帝。不要说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这样的正副长官，即使是八品的监察御史，都是要皇帝亲自任命的。因此，代宗成为元载倒台的最终动力。

在平定河北三镇后，代宗开始全力解决元载问题。他知道元载势力极大，所以一直秘密商议此事。大历十二年三月的一天，元载毫无察觉，照常上班。政事堂大门一声巨响被打开，吴凑带兵破门而入，先控制元载，再宣布皇帝命令。与此同时，其他地方都有行动，元载人马被一网打尽。元载被逮捕的第二天，皇帝就下达了“诛元载敕”，在历数元载罪恶的时候，有“纳受赃私，货鬻官秩”的罪行，还有“凶妻忍害，暴子侵牟”，这是说元载伙同家人犯罪，以致其妻和几个儿子同时被杀。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上看，御史台具有防止腐败的功能，作为监察官员的御史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官员及司法官员而言，是一种有形的权力制约因素，保障了政权在朝廷纲纪和律令法典范围内正常运行。有研究表明，唐代的大案要案不仅都是御史台处置的，而且多是御史台发现的。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官员，唐代御史台的威力足以解决问题。但元载是在安史之乱后逐步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曾为朝廷立下功勋，而且朝廷的日常工作由作为宰相的元载主持，他能够在人事布局等问题上自由主张。因此，相较于其他官员，御史台的防腐功能在元载面前变得低下得多。所以元载案件，如果不是代宗的决心，御史台很难能够独立完成。

说到底，在历史上，古代监察制度尤其是唐代御史台制度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且在预防腐败问题上，可以说中国是最有制度创新性的。尽管唐代御史台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它对维护唐代统治秩序、净化官场风气、维护民众利益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此后宋元明清各朝的监察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