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离不开信息的流动与共享。各类监督主体掌握的大量信息，集中体现为丰富的数据资源，数据贯通是凝聚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水平的有效路径。然而调研发现，“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现象在不少地方较为突出，影响了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质效。信息壁垒因何形成？怎样才能打破阻隔，增强监督的协同性与穿透力？一些地方的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实际作出了思考与探索。

　　辽宁省纪委监委利用大数据平台深挖“四风”问题，有效促进各类监督形成合力。 朱春雪/摄

　　变“各自为战”为“资源共享”
　　——数据互通连接“信息孤岛”

　　低保对象去世三年多仍在领取补助，直到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专项整治时发现问题，民政等相关部门才“后知后觉”。调研采访中，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例。究其原因，除了个别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失责、疏于检查核实之外，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不畅，未及时共享低保对象信息，也导致了监督空白的出现。

　　一面是监督存在盲区死角，另一面则是多头监督、重复监督。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为例，某地农业农村部门年初就布置开展监督工作，涉及地区已按要求将相关数据上报，但由于纪检监察机关不掌握这些数据信息，不久之后又去开展监督检查。很多受访同志反映，不同监督主体各自为战，不仅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重复检查也给被监督部门和人员造成困扰，增加了基层的负担。

　　“各类监督主体缺少信息互通，难以在监督目标、重点和方法上达成共识，就可能对同一监督对象或问题进行重复检查、调查或审计，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监督网络，一些问题可能在不同主体监督范围之间‘漏网’，甚至因信息壁垒造成问题延迟反馈、处置滞后。”一位地级市纪委监委负责同志表示，这也是监督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监督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那么，监督中为什么会存在信息壁垒？

　　调研了解到，一些监督主体鉴于部门利益，不愿“自揭疮疤”。“他们认为把数据提供给其他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会暴露自身问题，一定程度存在护短、怕被监督的心理。”一名受访的省纪委监委干部讲道。另一名派驻纪检监察组干部也表示，有的职能部门会对信息进行“过滤”，只把“好的”信息共享出去，“不好的”则仅限“内部掌握”。顾虑信息共享的安全性，也是不少受访者提及的原因。税务、审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涉密性强，担心信息泄露会带来法律责任和工作风险，因此在信息共享方面比较谨慎。

　　除了主观原因，客观上缺少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也是各地面临的现实问题。辽宁省纪委监委有关部门同志表示，不同监督主体的信息系统相互独立，有的部门想共享但没有平台，影响了信息互通的主动性和时效性。

　　增强各类监督贯通合力，打破信息壁垒势在必行。纪检监察机关作为监督专责机关，在党委领导下，推动建立统一的监督信息平台，整合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的数据资源，既是其履行职责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信息共用共享的迫切需要。

　　海南省纪委监委推进的“监督一张网”建设，正是这样的破题之举。在省委带领下，由省纪委监委牵头抓总，经过调研和试点，海南于2023年8月建成省级“监督一张网”平台。“监督一张网”以一个信息化平台为载体，连接起“1+9”类监督主体，各类监督主体可以通过平台相互推送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共享项目信息、预警信息、信用信息等监督成果，让监督贯通有了具体的实践载体，有利于更好形成监督合力。

　　“党委重视推动，才能破解一些监督主体‘不愿’共享、选择性共享信息的难题。”在辽宁省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朱建伟看来，各个职能部门层级相同，共享信息大多建立在相互协商基础之上，并无明确规范要求，对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也不具有强制约束。此时，“党委支持不支持”“是否自上而下推动”成为打破信息壁垒的关键所在。据介绍，沈阳市委高度重视大数据监督工作，要求各职能部门积极支持配合，主动提供数据，为信息共享按下“快进键”。该市还探索通过人大立法方式推动政务数据等开放共享，明确限定了不予共享和有条件共享、不予开放和依申请开放的范围，使信息共享有了更为规范细化的制度支撑。

　　打破信息壁垒的同时，信息安全底线不能破。为防范信息共用共享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一些地方探索从权限设置、程序审批等方面严格把关。广东省深圳市纪委监委建立数字纪检监察大数据中心，采用数据不落地方式对接，既节省了数据落地带来的管护成本，又避免了维护过程中的失泄密风险。同时，根据层级、职务、岗位等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严格查询审批程序，确保依规依纪依法获取和使用信息。

　　用“数据跑”代替“人力跑”
　　——归集比对提高监督质效

　　信息调取费时费力，曾一度成为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办案的掣肘。辽宁省营口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干部任键宝介绍，以前查询金融信息时，取回查询结果要等少则两周、多则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获取信息“靠人跑”，也影响发现问题和突破案件的质效。任键宝告诉记者，以前掌握线索大多通过信访举报、上级交办、下级上报、部门移交等传统方式，发现问题渠道方式单一，并且较为被动。随着腐败手段不断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甄别、查处难度加大，面对层层伪装的权钱交易行为，即使“瞪大眼”“跑断腿”，有时也很难洞穿真相。“建立健全监督信息平台，用‘数据跑’代替‘人力跑’，能够大大提升监督效果。”

　　一改以往的上门收取信息模式，营口市纪委监委与驻营金融机构搭建了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只需将查询手续上传到共享平台，3天就可以等待反馈查询结果，既节约了时间、人力和资金成本，又极大提升了数据结果反馈质量。

　　数据归集只是第一步，海量数据如何发挥威力？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纪委监委技术监督室副主任梁莹认为，深化运用大数据技术丰富监督手段，把异常问题信息和监督需求衔接起来，对人员、单位、项目等风险点提前预警，能够让监督更智慧更高效。该市纪委监委研发桂林市工程建设领域“二郎神”监督平台，开发工程项目全周期态势分析、预警信息处置等5大功能模块，针对排查出的潜在异常问题，按照问题严重程度，分红、黄、绿三级进行预警，提醒相关部门进行关注。2023年12月该平台试运行以来，线上发布预警信息18233条，形成问题分析报告3期，发现问题51个。其中，经查属实有问题的工程项目5个，追缴资金494.5万元，立案4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人。

　　“数据代表生产要素、代表权力，数据本身就是行权的一种体现。”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朱建伟告诉记者，有基础数据就可以建立各类模型，运用大数据建模方式开展监督，深化数据穿透，就能将被动等待线索上门变为主动出击，精准发现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问题。

　　在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中，沈阳市纪委监委以案件开路，先后调取粮食购销领域相关业务数据上亿条，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涉粮车辆进出库时间间隔模型、粮食质价比对模型等19个监督模型，通过比对分析，发现了一批“空气粮”“转圈粮”等问题。以涉粮车辆进出库时间间隔模型为例，数据比对发现，有的车辆进出时间间隔及次数异常，同一车辆进出粮库间隔时间较短，违反了卸（装）货及运输流程常规性，“转圈粮”问题由此被揭开“盖子”。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金问题监督模型、医疗设备采购监督模型、公职人员及近亲属企业违规中标问题监督模型……沈阳市纪委监委已经固化形成168个“输入数据就能发现疑似问题”的模型，发挥了大数据监督的作用。与此同时，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坦言，建模调取的数据并非实时数据，存在一定时间差和滞后性，“如果能够实现数据实时共享，就可以将‘探照灯’嵌入权力行使全过程，进一步提升发现问题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数据实时共享必然需要各监督主体支持。深圳市纪委监委信息数据监督室副主任楼中元认为，纪检监察机关主动向前一步，争取职能部门认可，是实现双赢的关键。

　　通过“一家一家上门谈”，深圳市纪委监委让更多职能部门认识到，数据实时共享，也是对本部门本领域监督工作的助力。楼中元介绍，职能部门纪检监察机构人员较少，缺乏监督办案力量，仅靠自身掌握的信息，发现查处问题能力有限。数据实时共享后，市纪委监委及时将大数据比对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大大提高了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发现问题、查办案件的数量和效率。截至目前，深圳数字纪检监察大数据中心已与该市90家单位的370多类数据实现实时对接、实时查询，做到了监督执纪执法所需业务数据全要素覆盖。

　　以数据闭环构建监督闭环
　　——惩治防一体增强治理效能

　　某村党支部书记连续多年虚报土地数据、骗取补贴；某村已被永久性破坏的土地，仍在领取涉农补贴；某副乡长越权发包土地给自己……沈阳市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发现，一段时期内，农村集体土地领域问题频发，暴露出该领域底数不清晰、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深层次原因。

　　近年来，一些重点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突出，“前腐后继”“查不胜查”。究其原因，监督中“重发现、轻整改”“重查处、轻治理”观念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对问题整改缺少跟踪督促，相关单位整改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问题整改不彻底；有的就事论事，未能推动责任单位深挖制度短板、机制缺陷、监管漏洞，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犹存。

　　监督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要实现各类监督优势互补、进一步放大监督叠加效应，合力督促整改、深化治理是重要一环。对此，不少同志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应充分发挥监督信息平台全链条、全流程特点，既推动做好揭示问题的“前半篇文章”，又督促抓实促改促治这“后半篇文章”，以数据闭环构建监督闭环，充分发挥监督贯通协调发现问题、防范风险、推动改革、促进治理的作用，把监督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推动问题整改落实，首先要压实整改主体责任。针对农村集体土地领域存在的超期发包、低价发包、租期过长等问题，沈阳市纪委监委建立农村集体土地大数据监督系统，建设7类20个监督模型植入系统，实时预警、线上销号，推动各级主责部门联动整改。市纪委监委还将相关监督模型交予主责部门使用，通过大数据监管系统，历史性摸清了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底数”。截至2024年底，全市已收回土地54万余亩，收回资金3亿余元。

　　“整改不能局限于解决具体问题，而应深入分析监督发现的系统性、行业性风险隐患，共同查找管党治党、制度建设等方面短板漏洞，推动相关地区部门建章立制、强化监管。”沈阳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在市纪委监委推动下，该市有关部门印发《农村集体土地问题专项整治资金及合同管理指导意见》等文件，制定全市土地公开流转交易监管制度和县乡两级资金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止违规违纪问题发生。

　　整改过程中，个别单位也会出现敷衍整改、拖延整改等情况。由于缺少检查督办手段或者检查督办不及时，整改“一拖再拖”乃至“一拖了之”，问题是否解决也就成了一本“糊涂账”。还有的仅靠纪检监察机关一家进行监督，其他监督主体推动整改的作用发挥有限。针对这些问题，海南省“监督一张网”作出了回应。

　　“监督一张网”把问题处置全流程搬到“线上”，推送、转办、跟踪、确认等环节都全程留痕、全程“可视”。无论是问题发起单位，还是纪检监察机关，都可以在“监督一张网”平台对办件过程“云”跟踪、对问题整改情况“云”查阅。“监督一张网”还设计了“督办”环节，相关办理主体可以申请督办，纪检监察机关也可以通过查看办件办理情况或根据平台预警规则自动触发的督办提示，主动发起督办。在“监督一张网”推动下，部分问题办件平均提前25.72天完成办结。各类监督主体通过平台督促高质高效整改，解决了一批影响自贸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了重点领域的系统治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群众是最敏锐的监督眼。深刻认识到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是导致权力滥用的重要原因，辽宁省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推动“阳光三务”“阳光国企”等平台建设，以数据公开强化靠前监督。沈阳市纪委监委将农村集体土地大数据监督系统与“阳光三务”公示平台对接，融入基层治理，形成农村土地智慧监督治理公开全闭环。系统运行以来，仅在新民市，市纪委监委受理土地信访量同比下降15%，全域335个村每村增加集体收入20万元。

　　以信息化助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仍处于探索阶段。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调研中不少受访同志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为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插上科技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