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监委是党的政治机关，必须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过程。如何把这一要求体现在每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上，是我始终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区监委成立不久，一次在旁听调查谈话时，我发现有办案同志对被调查人态度强硬甚至有大声呵斥。事后，他给我的解释是，“调查对象不老实，不说真格的，净说一些不着边的话”，在他看来，不来点“硬的”，调查对象就不会配合调查。

　　事实上，在我们开展的各种专题业务培训上，反复强调对被审查调查人要以同志相称，但为什么还有同志“理直气壮”地把被调查人当“犯人”审？这充分说明他们仍把自己当成了“党内公检法”，没有真正认识到审查调查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挽救人，而不是“撬开嘴、拿证据”。由此，我也认识到，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仅靠几次培训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并形成制度，才能实现知行合一。

　　为此，我们完善了案件旁听制度，规定分管副书记、主管常委、委员每周至少旁听一次谈话或讯问，督促办案人员严守程序规定、规范方式方法；制定了“四步合一”帮扶机制，规范审查调查谈话、违纪违法事实见面、审理谈话、回访教育，督促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结对”办案的工作模式，一名原纪委人员与转隶人员结成相对固定的工作搭档，一起办案、相互提醒、互帮互学。

　　通过严格执行这些制度，一年来，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准确理解党的政策策略，精准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能力不断增强。年前我们查处的一个案子就是典型例证。

　　闫某因玩忽职守被留置，留置期间主动交代自己曾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各类卡物等累计3万余元。单纯从数额上看，闫某已涉嫌受贿犯罪。但在案情研判时，许多同志都提出，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不能只盲目追求职务犯罪问题的认定数额，还要研判政治生态，对具体案件进行综合考量。闫某收受财物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之久，每次都是过年过节时收受且数额不大，收送关系不固定、向其送节礼的人数较多，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查证每笔财物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且，从历史维度考虑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有些收受节礼行为不宜认定为受贿。

　　最终，大家达成一致，认为对闫某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财物的行为，应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廉洁纪律论处。事实证明，这样处置也实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

　　强化法治思维，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办案是讲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既坚持从政治上看待和处理问题，确保案件查办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轨道推进，又防止以讲政治为名行不讲政治之实，罔顾事实证据、降低证据标准、随意扩大自由裁量权，使讲政治与讲证据相辅相成。

　　前不久遇到的一起案件，就是对我们政治与业务素质的一次严峻考验。王某涉嫌受贿1万元，只有“行贿人”的证言，王某始终不承认，又没有其他证据，怎么办？在讨论时，我发现许多同志都是按照“有罪推定”的办案思路来分析。

　　急于办成案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办案质量的底线不能触碰。为了强化这种认识，我假设了另一种情形：如果这1万元决定罪与非罪，应该怎么办？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最终，经过热烈讨论达到一致意见，必须用证据说话，没有证据，疑罪从无。最终，王某涉嫌受贿一事，因证据不足予以了结。

　　实践中，为了防止出现事实和性质认定不准、政策法规适用不当、处理畸轻畸重等现象，我们建立了办案组—主管常委—分管副书记—书记“一条龙”的研判链条，严把初核、立案、谈话、询问、留置等关键节点，努力把每起案件办成铁案。与此同时，我们还吸收公诉、审判、公安、审计等部门的业务骨干，成立了审理咨询人才库，为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业力量支撑。自区监委成立以来，我们已办理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23件，没有出现一起错案，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无一退回补充调查。（作者：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