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者，责也。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这是自古的道理。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的这句名言，意思是说，出了问题先要自我反省，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转嫁给别人。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名臣良士，都深谙这一道理，正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三国时，马谡受命把守军事要地街亭，而其刚愎自用、不听劝阻，违背军令上山扎营，导致街亭失守，使全军进退无据、无法再战。诸葛亮在挥泪斩马谡的同时，自请降职三等，以示“用人失当”，为后世立下了“规矩”，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警示：权与责密不可分，有多大权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是谁的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问题有多大处罚就得有多重。

　　晋文公时期的狱官李离，因为偏听下级汇报而判错死刑，就把自己关押起来也判了死罪。晋文公认为责任在他的属下，而不是他的罪过。李离则说：“我担任的官职高，并没有让位给下级；享受俸禄多，没有和下属分享利益，现在我错误地听从了下级汇报而判人死罪，却把罪转嫁到下级官吏身上，是没有听说过的。”尽管晋文公反复相劝，李离仍旧不接受命令，“伏剑而死”。这种有权必有责、宁死不推责的担当精神是值得推崇的。

　　问责是一把利剑，也是一把手术刀，不仅在于刃之锋利，更在于术之精准，关键是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赏罚有据，宽严有度。《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向大臣征求人才，大臣驩兜推荐共工继位，四岳则坚持使用鲧治水。后来事实证明，鲧治水九年无成效，共工则放纵邪僻。最终，尧将共工流放到幽陵，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鲧流放到羽山。在这些惩戒措施中，对共工是惩罚，对驩兜和鲧是问责。两人的问责类型又不完全相同，驩兜的问题是用人不当，鲧的问题是失职。时间虽已过去数千年，但这种责罚分明的问责方法，仍然给后人留下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已经成为常态。而且，问责制度越来越完善，方法越来越科学，用力过度、泛化、简单化、扩大化的现象大为减少。曾记得，逐利枉法的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轰动一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做出指示，要求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此次事件中，有6名中管干部、42名非中管干部受到严肃处理，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和魄力，也体现了问责的力度。

　　然而，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少数领导干部和机关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是搪塞，就是躲避，甚至是推卸。有的“看人下菜碟”，严下不严上，追下不追上，问小不问大，越往下走标准越高、要求越严、层层加码。这种“责任甩锅”实际上是不担责、不尽责，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使问责变了味、失了色，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又一翻版。

　　过去我们常讲“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勤刷锅的媳妇打碗多”，基层干部长期“加班加点写材料、没日没夜整数据、一心一意填表格、辛辛苦苦编简报”，既承受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又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难免会忙中出错。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问责，谁还敢担当任事、主动作为，谁还会敢闯敢试、真抓真管。如此这般，不但起不到“问责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还会出现“谁被问责多证明谁担子重、谁光荣”等怪现象。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立起了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向。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各级机关只有坚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刀刃向内、自我剖析，切实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打的板子打下去，把基层干部从一些会议、文电、报表、检查评比、配合活动中解脱出来，才能使基层干部真正做到知责、尽责、负责。

                                                                                                               徐光伟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