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湖南、内蒙古等地通报了多起受贿行贿一起查案件，其中长沙市一次性就通报了6起，行贿者姓名、案件细节、处罚结果等信息一应俱全。这鲜明昭示，受贿者锒铛入狱，行贿者逍遥法外的怪现象渐行渐远，围猎者的侥幸心理可以休矣。

　　相比受贿，过去的执纪执法实践中对行贿的处理显得心慈手软。“宽松”的大环境下，围猎者各显神通，花样百出。有的是暴风骤雨，搞赤裸裸的权力输送、金钱输送；有的是润物无声，变着法地摸领导干部的“脉”，投其所好送其所爱；还有的是曲线救国，从其身边人入手，安排子女入校、照顾生病父母，等等。从根本上说，行贿者围猎领导干部，等于间接操控公权力，以谋取私利、满足私欲。可东窗事发后，领导干部身陷囹圄，行贿者却往往能因提供线索或充当证人而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脚底抹油全身而退，真可谓是“小成本大票房”，赚得盆满钵满。

　　期待不处罚是犯罪的最大诱因。“围猎”现象之所以频频出现，与一度的重受贿、轻行贿打击失衡有紧密联系。从逻辑上讲，行贿与受贿相伴而生，仿佛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于法律而言，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向犯，以相互的行为作为犯罪要件。在危害性层面，行贿的危害并不比受贿小，它既有损公职人员的廉洁，侵蚀着党和政府公信力，又有损市场交易的公平性，让市场交易由此进入权力寻租、权力攀比的无序状态。对社会治理来说，则会致使崇拜权力的人治色彩日益强化，法治信仰不断削弱。故此，对受贿行贿厚此薄彼的打击不仅有违法理情理，也不利于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各级纪委监委与司法机关协同发力，遏制“围猎”的行动不断加码，释放出的信号清晰且强烈。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行贿者愈发“入不敷出”，“围猎”的生成空间不断被压缩。众所周知，以往的“两规”“两指”措施对私营企业人员作用有限。这些人往往既非党员，又非国家公职人员，能对其采取的措施也不多，办案取证和调查难度都很高。而根据国家监察法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采取留置措施，这在实践上为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案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委原常委杨国文案中，涉案企业主最初均一语不发，但专案组对6名主要涉案企业主实施留置后，众人纷纷松口交代，一扫之前的桀骜之态；在调查湖北省随州市某公司总经理受贿案时，发现该市另一公司法人代表涉嫌行贿犯罪并隐瞒关键证据，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后，完整证据链条迅速形成，案情得以加快突破。不少被采取留置措施的行贿者后悔不迭，“如果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去送钱！现在把自己都送进来了，再后悔都晚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度优势，已然逐步显现。

　　挤压行贿空间，不仅有助于治标，更能正本清源。一方面，加大行贿案件查处力度，既有利于获取犯罪证据，为调查贪污贿赂案件提供“炮弹”，也有利于防止毁灭、转移、隐匿证据，巩固犯罪证据链，更为重要的是坚决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要求，大大有助于强化“不敢贿”的震撼。另一方面，通过对“围猎”获利的剥夺，让渔利空间越来越小，让行贿者得不偿失，有利于从驱动源头上进行遏制，推动形成“不愿贿”的机制。这些综合效应，无论对于反腐败斗争，还是对于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都可谓是迈出一小步，前进一大步。（江西 黄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