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有所呼，“会”有所应。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观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来自祖国各地，分属不同行业、领域的代表、委员齐聚北京，带来了百姓关注和群众呼声。其中，“天价彩礼”“无事整酒”等盛行于部分地区的攀比、铺张之风就是不少代表委员重视的社会问题。

　　陈规陋习，啃食群众获得感

　　去年12月4日，恰逢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四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山东菏泽上演的一出地方戏——《退彩礼》，讲的是年轻女孩反对母亲索要“天价彩礼”的故事。2017年3月6日，在山东省代表团的小组会议上，来自《退彩礼》诞生地的全国人大代表沙元菊，发言的题目正是《打击“天价彩礼”，防止因婚致贫、因婚返贫》。

　　沙元菊是山东曹县诚辉皮毛经贸有限公司的车间主任，作为一名农民工代表，她注意到，高价彩礼是当地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曹县所在的菏泽市，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705元，而当地有些村庄的彩礼“行情”却是10万元起步。她向大家列举了当地流行的“万紫千红一片绿”和“一动不动”彩礼标准——“万紫”指的是1万张紫色的5元钞票，“千红”指1000张红色的百元钞票，“一片绿”指的是1张绿色的50元钞票，这些加起来已是15万余元；“一动”和“不动”则分别对应汽车与房子。“家庭条件不好的，结婚就可能致贫。”沙元菊这样说。

　　在同一天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贵宝也表示，“天价彩礼”导致“因婚致贫”现象日益突出，过高的结婚成本掏空了很多农村家庭的发展后劲，已成农民全面奔小康路上的一大“拦路虎”。据一些媒体报道，随着彩礼“行情”不断上涨，娶妻难成为困扰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的头号难题。有代表委员说，越是贫穷的地方，越风行置办高价彩礼，反过来越加剧了贫穷。

　　除了沙元菊代表提到的“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在山东、河南一些农村地区还流行“换手绢”、“三金三银”等彩礼名头，娶媳妇得花费三四十万元。在江西农村，同样流行关于彩礼的一些说法，如“三斤一响”，三斤100元人民币和汽车；“前四后八，一动一不动”，见面礼4万、结婚8万、一辆轿车、一栋楼房……还有媒体曾报道，在高价彩礼现象比较严重的甘肃庆阳一带，因婚姻变故，“索回彩礼”的纠纷呈上升趋势，甚至还出现过因索要彩礼导致的恶性刑事案件。

　　与“天价彩礼”类似，“无事整酒”现象也是一些地方村民负重不堪、叫苦不迭的不良风气。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慈利县龙潭河镇党委书记向平华给记者列举了一串名目繁多的整酒“由头”——买门面、迁新居、新修厨房、升学、生日、生儿育女、满月酒、二婚三婚等等层出不穷，“有的简直就是整酒专业户，连新买手机都能作为整酒的理由”。向平华代表认为，泛滥成灾的酒宴，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许多村民为了随礼，甚至要举债度日。

　　高额的结婚彩礼、频繁的吃酒随份子等风气，给不少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些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返贫致贫问题，背后都有这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子。一位河南的村干部表示，“在攀比的风气中，好多村民有苦难言，心里都盼着有个台阶下”。

　　陋习背后，折射基层社会发展与治理缺陷

　　一种陋习能够演变为一种社会风气，恶化为一类社会问题，根本上在于其存在着滋生的“土壤”“温床”。

　　与普通人只看到爱攀比、虚荣心、好面子、讲排场等表面原因不同，不少关注上述问题的代表委员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他们并非泛泛地看这些问题，而是仔细研究它们，尝试找出深层次的原因，从而提出能够长效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这充分体现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感。

　　沙元菊代表从人口性别结构角度分析认为，农村地区适婚男女比例不平衡是“天价彩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和农村地区过去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导致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以及年轻女孩外出打工后留在城里不返乡有关。“农民的‘传宗接代’思想和‘面子’观念又加剧了乡村内部的竞争。”沙元菊代表介绍，在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下，一些经济状况好、男孩自身条件好的家庭，往往等不到法定婚龄就给孩子订婚、办结婚仪式。剩下的“光棍”如果要结婚，也得采取高彩礼的方式，有的是迫于社会压力，有的是不甘示弱。

　　“农村‘天价彩礼’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孙贵宝委员则从经济视角切入，认为大多数偏远或者落后地区农村没有建立完善的养老机制、社保体系，年老后的农民缺乏经济来源和大病医保，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担忧。因此，农村“嫁女养老”的观念在一些人心中不断抬头，有的甚至把嫁女作为改变贫困的手段。这种“经济人”的视角也得到了向平华代表的赞同，他所担忧的“无事整酒”问题，背后也显示了部分农村收入来源不广，以致将整酒作为一种敛财渠道来“互相伤害”。

　　也有受访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王怀超告诉记者，“彩礼，最初是一种礼节，是带有契约性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婚姻双方的责任感。然而现在这种礼节、契约、责任的意味越来越淡，反倒是物质化、商品化的味道越来越重，甚至成了沉重的负担，失去了彩礼的‘初心’‘本意’”。他认为，这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抓物质文明与抓精神文明没有“两手硬”，导致文化建设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好的传统渐渐式微，市场交换这一套却迅速渗透进来，突破了乡村文明生活的底线。

　　从人口结构到经济基础再到思想文化，代表委员们以全面深入的观察，分析攸关群众利益的社会问题背后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缺陷，尝试找出最有效的解决之道，以切实减轻群众的“人情负担”，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

　　破解陋习，须借势发力、形成合力

　　“天价彩礼”“无事整酒”等攀比、铺张的陋习，虽是社会问题，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党内“四风”问题在社会层面的映射，并成为许多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久纠难治、纠而复生的温床。破解陋习，关系人心向背，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然而风俗既成，成因复杂，又非一日之累，需要各方形成合力、综合施治。

　　首先需要良好党风政风的引领。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党风正，则民风淳。在为解决问题提供对策时，不少代表委员都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勇气和决心推动正风反腐，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为社会生态的清朗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带来了不少新动力和新理念。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献县淮镇中街村党支部书记哈明江向记者表示，党员干部的作风之变，也带动了当地社风民风好转。哈明江告诉记者，这几年村干部带头移风易俗，不搞大操大办，村民们也是跟着做、照着办，比如婚丧嫁娶这方面，铺张攀比的现象少多了。全国人大代表、贵阳市乌当区新堡乡副乡长、王岗村党支部书记花全也认为，组织上对党员干部要求十分严格，党员干部不仅自己不能随便整酒，参加其他村民的红白喜事也有严格要求，这对身边的村民自然也是一种示范引领。

　　除了党风政风的引领、党员干部的带动，不少代表、委员还提到乡规民约、村民自治等社会力量，在涵养社会风气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挥这些力量的作用，可以对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改变陋习意义重大。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文联主席姚晓英表示，对“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要更多地通过发挥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发挥乡贤长者教导作用，引导村民群众移风易俗。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参加全国人大记者会时也介绍，有些村民委员会，自发成立红白喜事管理委员会，视本村情况约定送礼、随礼的标准，通过基层自治、村民民主来慢慢解决问题。

　　主张重视文化教育的王怀超委员则在自己的提案中提出，农村移风易俗关键靠村民自身，自我教育、自我超越、自我发展。他主张，让那些在外面闯荡的，有知识、有文化、有眼界的村民多回到农村去，把健康有活力的新思想、新理念带回农村去，与农村固有的优良传统相融合，形成新的农村文化。

　　当然，家庭、社群等社会细胞，也需在除陋习、扬清风上与党和政府同向发力，积极利用血缘、业缘、地缘的纽带，发挥长者、师者、友者等社会关系作用，在日常交往中用正能量、正道德、正规则引导，共同营造新风正气，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