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因属战国时期楚国春申君黄歇封邑，故别称“申”。晋朝时因渔民创造捕鱼工具“扈”，松江下游一带被称为“扈渎”，后又改称“沪”。自古以来，上海的清官廉吏名人辈出，廉洁文化底蕴深厚，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为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千载文脉话清廉

上海并不以历史悠久见称。作为上海之根的松江，可谓沧海桑田，从唐代开始就有独立的行政建置，至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松江古属吴地。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吴王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华亭开始闻名。唐天宝十年，经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置华亭县。元朝更加重视海上贸易，很多物资需要从江浙一带，经上海运到北方，于是就在上海镇设市舶司，上海从而成为“蕃商云集”的滨海大港。

历史地看，松江府深受江南文化滋养，孕育了东吴陆瑁、南朝陆慧晓、唐代张聿、宋代陈舜俞、元末秦裕伯、明代叶宗行、冯恩、清代陆陇其、近代王清穆等一批清官廉吏。

明初上海水患严重，户部尚书夏原吉至松江治水。松江人叶宗行献“治水大略”，建议重点疏浚拓宽范家浜，将太湖水疏导进长江。拓宽范家浜形成一条新河道即黄浦江，不但有效治理了水患，而且黄浦江成为上海的母亲河沿用至今。因治水有功,叶宗行被破格任命为钱塘知县，任上廉洁奉公，被称为“钱塘一叶清”。叶宗行后病逝于任京职途中，有人称其“惟钱塘之江水，与君万古而俱清”。

陆陇其，康熙十四年被派往嘉定县任知县。据《嘉定县志》记载，他在嘉定任职，“惠政不可胜记”，且清正廉洁，深得百姓的爱戴。时值巡抚慕天颜生日，各县都有馈献，唯陆陇其登堂拜寿，拿出土布两匹、鞋子两双，说是内人所制，以表寸心。慕天颜笑着辞谢，后以陆陇其“讳盗”为由，将他罢黜。陆陇其离任时，只带着几卷图书和妻子的织布机，嘉定的百姓扶老携幼、夹道送行，数千人泣留不得。据记载，清代两百多年中，只有三人得到从祀孔庙的殊遇，陆陇其是其中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

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红色文化映初心

上海不仅是江南文化的集聚地，也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后的上海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契机，海派文化应运而生。上海特殊的政治地缘格局、文化背景和市民阶层，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从被引进到被国人接受，再到由中国人吸收之后反哺出来，红色文化呈现出新的面貌。在《新青年》创立、中共中央成立之后，上海又出现一大批党的宣传刊物和报纸。红色文化，有如一股强有力的清风迎面吹来。

1915年9月，《新青年》诞生在上海的老渔阳里2号，初名《青年杂志》。从此，《新青年》因引领中国新文化运动而彪炳史册。1920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合理地运用了海派文化包容性、多元性、创造性的特点，结合时局，在沪广泛开展地下工作，给这座城市打上了红色文化的烙印。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革命遗址共有657处，现存440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８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9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座被叫作石库门的上海典型民居，见证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

相距不过1.3公里，绿树掩映着一幢始建于1915年的石库门老建筑。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共二大孕育诞生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四章为“纪律”，规定违背党纲章程及委员会决议等六种情形必须开除党籍。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召开。1926年8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发布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也是我们党第一个关于纪检监察方面的制度性文件，也是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这个文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先河。

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 12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机关除了几次较短时间迁离之外，都常设上海。1949年，由毛泽东同志改定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这样写道：“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

革命家风代代传

出生于上海的张闻天、陈云，曾任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的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岁月中，身体力行建立和倡导的优良家风，在沪上代代相传。

张闻天，1900年8月出生于上海南汇。无论身居何位，张闻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他曾教育小女儿张引娣：“读书要靠自己争取，要勤奋学习，只有读书才能为国家多做点贡献。”1956年机关精简人员，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把张引娣从打字员岗位上精简下去，让她到上海自谋生路。儿子张虹生在新疆工作十五年，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落实政策”调回祖籍，后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陈云，1905年6月出生于上海青浦，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有“红色掌柜”之称，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典范。陈云对家人规定“四不准”：不准坐公家配备的专车，不准看专送他的文件，未经允许不准进他的办公室，不准家人向他打听党和国家大事。陈云在生活和工作中，都特别强调“公私分明”。延安期间，陈云夫人于若木快要临产时，陈云拿出一枚金戒指给身边的同志，说这是于若木从家里带来的，请这位同志到边区银行兑些边币，买些坐月子用的红糖、鸡蛋等，还特地叮嘱不准动公家一分钱。1968年，女儿陈伟兰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藏，陈伟兰不想去，陈云告诉她别人能去你也能去。

陈毅作为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在上海也留下了家风佳话。1950 年春，陈毅父母到上海看望阔别二十多年的儿子。陈毅与父母“约法三章”：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不要借用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没有特别的事不要随意外出。1961年，陈毅写下《示儿女》，诗中称“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要求子女勤俭节约、谦虚谨慎，严以律己、加强修养，切忌成为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张闻天、陈云和陈毅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原则、淡泊名利、公私分明、严格自律的革命家风，正是他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这些革命家风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对涵养领导干部道德情操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机关纪委书记）

上海闵行区七宝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