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约谈某市直单位一把手。

“与市委主要领导这样面对面交心交底还是第一次，对我既是警示提醒，更是关心爱护。”某市直单位一把手被市委主要领导约谈后告诉我。

这样的约谈渐成常态，始于广州市2016年建立的一把手约谈制度。彼时的广州，正面临着尽快从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中走出来的严峻挑战，一把手违纪违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一把手出问题，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等原因，更有日常监督不力的原因。通过深入分析广州市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例，我们对一把手监督之“难”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首先难在监督对象特殊，一把手的权力往往高度集中、运行封闭，有形监督难以充分管控无形权力；其次难在监督链条缺失，日常监督载体不多、制度刚性约束不足；另外，习惯性地依靠纪委进行监督，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作用发挥有限，导致监督力量不够、效果不好。

以往监督的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一把手来说，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最直接权威，尤其是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最管用。如何推动上级一把手把监督下级一把手的责任扛起来？建立健全制度、形成硬约束势在必行。

方向确定了，该从哪里破题？经过深入调研和集体研究，在总结以往监督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面对面约谈是一种有效方式。对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的一把手，由上级一把手及时进行约谈提醒，既能把监督的主体责任压实，防止“只挂帅、不出征”，又能把监督的距离拉近，解决“上级监督太远”的难题。正是鉴于此，作为广州市加强对一把手监督十项措施的关键一招，一把手约谈制度应运而生。

刚开始探索一把手约谈时，不少领导干部仍然存在认识误区。我曾经委托一位市直单位一把手约谈提醒其下属单位负责人，他拍着胸脯保证：“我一定帮纪委把这个干部谈好。”一个“帮”字，反映出他仍然觉得约谈是纪委的事，主体责任这根弦没有绷紧。为此，我们制定对一把手监督十项措施时，推动以市委文件形式印发，督促党组织特别是书记在监督中“唱主角”；要求纪委书记陪同党委书记参加约谈并通报问题，如果通报不到位，纪委书记也要“红脸出汗”。

“上级一把手找我谈话，是不是对我不信任？”一些被谈话的一把手心里也有“疙瘩”。在我看来，这还是没有形成主动接受监督的习惯。我们常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和信任并不是对立的，只要方法用得好、问题找得准，把省纪委监委监督执纪“七个看”和问责“六字诀”落实落细，监督反而可以增进信任。记得有一次，市委主要领导与一位市直单位负责人谈话，既见人见事见细节指出其单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事实，又客观分析其单位性质、历史环境，给出了政策出路。该同志后来跟我讲，“谈的时候我拿茶杯的手都在抖，但谈完之后心定了，下决心干出好成绩回报组织信任”。

约谈是一次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既要“打板子”，奔着问题去，又要“开方子”，盯住问题改。某区委书记因该区在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排名垫底，被市委主要领导约谈。在我们的督促下，该书记迅速推动整改具体问题，同时约谈区属单位一把手41人次，层层压实责任。

2019年，市委主要领导约谈区和市直单位一把手89人次，带动全市领导干部开展谈话提醒32410人次。正是从制度严起、从日常抓起，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省、市加强对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监督的制度刚性约束逐步显现，主动加强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的习惯正在养成。（作者：广东省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