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他的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深切缅怀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的卓著功勋，我们特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撰写纪念文章，以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的时候，对周恩来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的确，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勤政为民，鞠躬尽瘁，堪称全党楷模。

　　从邓颖超的信看周恩来的“勤”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革命伴侣，感情笃厚，他们留下了很多相互关心的书信，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是怎样忘我地全身心投入工作的。

　　1949年7月，周恩来正忙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其间，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你是否能早睡一些？睡眠、生活调节，对人的健康很重要。”“我希望你在身体保健上，能有自觉和预见，千祈勿犯狭隘的经验主义啊!工作上犯了错误尚可改正，但健康失去是不再来的!”

　　1954年5月4日，邓颖超写信给远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会议的周恩来：“会毕之后，回城途中，勿忘而且必须作下身体查检，得出今后在生活、饮食、保健以及锻炼体质等各方面的较全面的应注意遵守事项，同时亦可稍事喘息。这对你能更好地持续工作是很必要的，亦是符合于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的。”

　　“文革”期间，周恩来在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邓颖超多次在信中提醒他注意休息和健康，比如 1970年3月31日，因周恩来即将访问朝鲜，邓颖超特意提醒：“你这次出访时间虽短，但都是很紧张的，脑力精神活动重多的，需有点储备精神，才能工作得好。否则，给人家看到一副疲劳相，也很不好。”

　　1971年3月2日到3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专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其间还会见了英国和日本的两个代表团，3日晚，邓颖超写信给他：“你从昨天下午6时起床，到今天晚上12时睡的话，就达30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四个感叹号和“善自为之”这样的重话，表达了邓颖超焦虑周恩来健康的心情，但在“文革”期间，向这样连续工作24个小时以上的日子，不知道有多少啊！

　　文件和报表中倾注了周恩来的巨大心血

　　周恩来对办公室的人员有个明确要求，一切电报、电话、文件、信函都要及时处理，不能拖拉、积压。每天，各个部门、地方送来的文件，都要编号登记后，根据内容情况、轻重缓急，送总理批示，随批随办。第二天一早秘书上班，先要把值夜班的秘书留下的卷宗夹内周恩来批过的信函文件传达或寄送出去，再开始新的工作。

　　周恩来审批文件时，为了掌握全面情况和来龙去脉，要求凡与审批文件有关的文件资料必须一律齐备，特别是他过去批阅过的相关文件也必须附上，缺一不可。对于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决算等文件的数字、百分比等，他经常亲自计算核对。他批阅过的文件、电报都留有他的笔迹，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从不放过。他经常说：我这里出去的东西，关系到人民的利益，要报到中央，不能马虎，不弄准确，怎么出去？

　　有一次正好是星期天，周恩来起床后，穿着睡衣就来到办公室，让秘书马上把“疫情日报”送来，秘书看看工作安排，当天的日程排得很满，就劝他说：“你要去开会，等晚上办公时再看吧！”周恩来生气了，他说：“这是要死人的事，人命关天哪！”听了这话，秘书赶快找出“疫情日报”送给他。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城市人民不断粮，周恩来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的领导人通电话，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现在有关部门保存的从周恩来办公室退回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其中《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表格上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生动记载了周恩来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为人民工作，和时间赛跑

　　周恩来曾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果一个人能活70岁，也不过两万多天。再不抓紧时间，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更少了，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这是周恩来的一天：早晨7点半起床，没顾上吃早饭就去会见客人；客人还没离开，又接到电话要他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开完会已是下午3点多，赶紧吃饭（早饭午饭合并一顿）。饭没吃完就赶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开完记者招待会，报社同志又送来稿件要他审阅。他匆匆审了稿，又埋头写一篇文章，直到第二天早晨5点多才去休息。一天，只吃了一顿饭，睡了3小时。

　　这是周恩来的另一天：196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大庆视察，从早上到傍晚他到各处视察工作，忙了一整天。夜幕降临，他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对大庆职工队伍建设、油田建设作了指示。汇报结束已是凌晨一点半了，周恩来又连夜赶到大庆展览馆，观看油田模型和技术革新展品。回到住地是凌晨两点十分。大家劝他早点休息吧，他说：我都快七十岁了，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他住所的灯光一直亮到三点多才熄灯，而早上五点多钟，当服务员走进他的房间清扫时，发现床铺上被子已叠好，周恩来已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在毛主席纪念堂里的周恩来纪念室展柜里，陈列着一本周恩来1974年的工作日历。这是3月26日的记载：

　　下午三时        起床

　　下午四时        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        陪餐

　　晚十时        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        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        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        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时        休息

　　整整连续23个小时的工作。这时，周恩来已经76岁高龄，癌症缠身，病情不断加重。

　　从1974年的工作台历统计，1月1日到5月底，他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这139天中，工作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的共44天，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不足14个小时的只有9天。最长的一次是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在这期间，周恩来因病曾4次发生缺氧病状，导致病情愈来愈重，不得不于6月1日住进医院进行手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抱病处理各种工作。一年半的住院日子，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曾经有人问周恩来：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周恩来回答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在周恩来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颗为党的事业夙夜在公、鞠躬尽瘁的耿耿忠心。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全心全意”。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