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促成

社会主义致力于“谋幸福，送温暖”

北京大学教授   韩毓海

谈及社会主义，我们必然要提到马克思为巴黎公社写的著名文献——《法兰西内战》。这篇文献的核心，讲的就是“社会”。“社会”原本是一个罗马词，即拉丁语的Socius，原意是“一起吃面包”，后来又引申为合伙、伙伴、搭伙。孙中山先生当年用“民生主义”来翻译“社会主义”，意思就是有饭大家吃，非常确切地抓住了“社会”的本意。

对于《法兰西内战》，毛泽东同志曾经主张全党要认真学习。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维护好“社会”，坚持搞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长项”，而且更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的根本法宝，也是救中国、兴中国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兴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因此，共同分享资源，这不仅是我们的理想，也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才把中国文明视为“天然的共同体”。他还说，为了维护这个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民就必须去为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创建社会——即劳动者自愿的组织入手。比如，中国革命就是从创建工会、农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起步，最终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的。如果说国家的功能是富国强兵，市场的功能是发财致富，那么社会的功能就是“谋幸福，送温暖”，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帮劳动人民一把”。

而我们党的社会治理、社会工作，一个方面就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这就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真正含义，而它的具体工作方法，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另一个方面，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致力于建立覆盖城市公费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农村“五保制度”等等。

正是由于我们党长期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社会体系，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们通过消灭许多长期肆虐的疾病，普及基础教育、扫除文盲，培养人民的组织能力，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最终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

历史抉择

社会主义引领中国走出新路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汤涛

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仁人志士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后，在诸多学说流派风云激荡、各显身手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和崇奉。1920年8月，多方求索，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就曾致信挚友毛泽东提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当然，在此过程中，思想界也发生过激烈交锋。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大论战，就是非常著名的一次。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等的邀请来华讲学。他在演讲中认为“现在中国产业情形幼稚”，应当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并表示，“对于中国社会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对此，陪同他在内地讲学的张东荪深表赞同，并发表文章予以支持。文章不长，但却激起了轩然大波。对他的观点，梁启超等人撰文支持，而李大钊、李达等人则纷纷据理反驳，这就掀起了一场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

在这场五四运动后政治思想论坛上参与者最多、时间最长的论战中，焦点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即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否通过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是否需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等。张、梁两人信奉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中国惟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而救治的办法，则在于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对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力批驳，指出：中国确实需要发展实业，但必须看到，相较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所以“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他们还强调，中国客观上存在着无产阶级，他们“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完全有条件。

这场论战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论争。而其结果，就是使许多先进分子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一样，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历史证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中国的出路只能在于实行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尤为可贵的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视之为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国情不断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文化自洽

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内在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牛冠恒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世界上不少人都很疑惑，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被中国人所接受？社会主义何以在遥远的东方取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有不少人质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否相融共通。早在1925年，郭沫若写下了小品文《马克思进文庙》，文中虚构了马克思进入孔庙，与孔子进行对话，对话的结果，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对孔子也惊叹：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这虽然是一篇穿越文，但它用文学的方式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相通。两者能相通，绝非偶然，这与历史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近代以来，有一股思潮叫西学东渐，但在此之前，从16世纪到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中西之间，也出现了东学西渐，西方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如利玛窦曾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翻译成拉丁文。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也随着东学西渐影响了一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如伏尔泰十分推崇孔子和中国文化，在他的房间里挂有孔子像；黑格尔也一度沉迷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

可以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影响到了后来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的时候就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合理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很快就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所接受。

正如《马克思进文庙》所描述的那样，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会不谋而合。共产主义最终将要建立的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主义坚守的人民立场思想；孔孟所倡导的“修己以安百姓”的仁政理想，贯穿其中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民本思想，两者有内在的契合。作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篇。小康与大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努力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它与共产党人要实现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从目标上来说，都是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