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同志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意见遭否决，他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被免去。但他并未因此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党和红军的安危为重，半夜提马灯找到周恩来、朱德做说服工作。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被指定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逐步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1935年2月24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攻取桐梓、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3月2日，蒋介石带着参谋总长陈诚等飞抵重庆，部署对中央红军的新围攻，妄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黔渝公路一带。

　　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计就计，一面以部分兵力占据娄山关的有利地形，阻止敌军南进；一面在遵义鸭溪地区伪装徘徊，寻求在机动中歼灭敌军。为应对敌军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3月4日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但是，敌军由于接连战败，惊魂未定，不再贸然出动。为诱敌军出击，红军陆续撤离遵义，转移至西南以鸭溪为中心的地区活动。当时，国民党军有两个师摆在遵义西的打鼓新场一带。

　　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各百余里的苟坝。遵义大捷后，部队求战情绪更为高涨。10日凌晨，红一军团领导人致电军委，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天亮后，张闻天即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动攻打打鼓新场战斗的问题。到会的同志和指战员一样，迫切希望以战争的胜利，创建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生存再发。除毛泽东外，大家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

　　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也赶到那里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可侧击红军，因此他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

　　但他没能说服众人。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如果大家坚持要打，他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没法干了，这时，有人提议“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提议民主表决，根据投票结果，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仍决定攻打打鼓新场。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

　　这次争论，虽然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且反复据理力争，还是遭到否决，甚至被撤销了职务，但他并没有因此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大局为重，以党和红军的安危为重，在服从中央决定的同时，继续做说服工作。深夜，他提着一盏马灯，走了好几里山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写好作战命令，刚准备休息，毛泽东到了。毛泽东提出要晚一点下达命令，还是再研究研究。俩人连夜找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最终，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作战命令暂缓下达。天亮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三人终于说服了众人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

　　就在红一军团诱击当面敌军时，蒋介石已令另一路敌军压来。盘踞在打鼓新场的黔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打鼓新场城墙坚固，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手，久攻不下必然给敌军造成增援时间。打得不好，反而使敌军对红军构成合围之势，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

　　正是毛泽东对党纪和原则的坚持，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