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

　　高攀龙，江苏无锡人，明朝晚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学家，历任大理寺右少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高攀龙一生虽然在朝为官时间不长，但清正耿直，一心为国，不惧个人安危，敢于跟扰乱朝纲的宦官、权臣魏忠贤等人作斗争，甚至最后为留清名在人间而蹈水赴死，其气节赢得了当时臣僚的敬仰，也为后世史官所认可。

　　高攀龙一生著述颇丰，写下的十二卷本《高子遗书》也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得以流传后世。在他的传世著作中，有一份文字不长却通俗易懂的二十一则《家训》，广受后人推崇，被视为教育子孙的经典，经常出现在童蒙训导中。

　　做人须明理识义

　　高攀龙为官的时代，皇帝长期不理朝政，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人正直的高攀龙不仅仕途坎坷，也对世道人心有了深刻体悟。在《家训》中，高攀龙特别注重教育子孙要先学做人。更因为作者自身的言行符合其《家训》所说，而令这番训导的核心价值“做人在行义”更具说服力和榜样性。

　　在《家训》开篇，高攀龙就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小学》中对洒扫进退等关系到人之性格养成、世界观形成的日常生活规则来行事。他说：“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但《小学》提及的基本人伦规范，明显不是终极目标。接下来，高攀龙指出，求学的目的是经邦济世，“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

　　那如何避免成为小人呢？高攀龙认为，方法只有一个，便是读书。他提到的第一部该读的书，就是朱熹的《小学》，除此之外，还应该精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经典论著。阅读这些儒学经典著作，就是为了从人生的第一步开始，做到明理、识义，避免成为小人。他坚信自己所认定的即是儒学正统，对肆意诠释经典的歪理臆说，勇于批评，不遗余力。当时有位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曾上疏批判程朱理学，还将自己写的一部《大学初义》呈进，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迅即上疏驳斥，认为张世则穿凿虚幻，危害正道，其学不足道，其书不当传。明神宗万历皇帝认可高攀龙的意见，张世则的书最终未能获准传刻。

　　在高攀龙眼中，君子所共有的重要特点是善，因此“积善”最关键。他在《家训》中说：“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可不畏也！”在明确了明理识义、积善行义这两条人生准则之后，高攀龙还在具体事情上做了指导，以方便子孙能读后照做，达到明理有义的境地。例如他说，“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这是说做事要留有余地，与人经济往来，也不要过于严苛，要留后路。这无疑是施人以善的义举。

　　交游最要审择

　　高攀龙的《家训》非常注意择友问题。他告诫儿孙们：“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为此，他甚至有些悲观地说：“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朋友是贤人，当然愈多愈好，他担心的是“人才难得，知人实难”罢了。究其本意，无非是为了强调谨慎交友，坚持宁缺毋滥的谨慎态度。

　　高攀龙之所以对子孙交友要求十分慎重严格，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有一种俗人，“其所知者势利，所谈者声色，所就者酒食而已”。与他们交往，不仅白白浪费了读书时光，还会因为所谈论的内容格调不高，影响自己蹦出思想的火花，甚至与之同流而无法自拔。这是高攀龙极为担心，屡屡提示儿子要“急宜警觉”的重要事情。

　　择友，不仅是对别人的要求，更是对自身素质和眼光的考验。因此，高攀龙特意告诫子孙要自省修身。他指出君子往往更看重自我省察，挑自己的毛病，唯有小人才光看别人的问题。对此，高攀龙有一句名言：“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意思是说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反省自己的问题，是避祸求福的好办法，遇到问题，不妨“姑且自认不是”——这没有坏处，反而有好处：“如此则吾心愈细密，临事愈精详。一番经历，一番进益，省了几多气力，长了几多识见。”相反，小人就缺乏这样的眼光和勇气。在高攀龙眼中：“小人所以为小人者，只见别人不是而已。”

　　不做财色的俘虏

　　高攀龙还告诫子孙，不要做财色的俘虏。“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惑人，最败坏人。”他以自身经历告诫儿子：“吾见世人非分得财，非得财也，得祸也。积财愈多，积祸愈大，往往生出异常不肖子孙，作出无限丑事，资人笑话，层见迭出于耳目之前而不悟！”在高攀龙看来，这不仅是未能行义，根本是无法做人了。他对这类行为异常鄙视，说：“吾试静心思之，净眼观之，凡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数，朴素些有何不好？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从欲如流，往而不返耳！”究其根本，是人心的根基不正确，正念不立，邪念自生。

　　生活中，高攀龙对待金钱财产也是十分淡然、洒脱。高攀龙生父母去世时，曾专门立遗嘱将财产分他一份。但高攀龙却说自己另有嗣产，不肯接受。最后实在推脱不过，他便把所分得的那一份拿出来设立义田，救济亲族和乡亲。

　　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他才能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时，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作斗争；才能在罢官居家之际，听闻朝中奸党派人来捉拿自己，为了保存尊严，而蹈水自沉。高攀龙以做人行义为原则的家训及其行止，在传统社会树立了言行一致的典范。

　　卜宪群点评

　　早在中国儒家文化产生的初期，就形成了许多应当如何做人行事的看法，这在《论语》中多有表述。如：做人应当讲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敬事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说话要谨慎，做事要敏捷，行事要端正，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接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快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又要善于择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无友不如己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要重视读书学习和实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些思想都被秦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也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

　　高攀龙所生活的明代晚期，政治黑暗，社会风气直下，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正气，不仅政治上敢于抗争腐朽势力，还力图通过“遗书”“家训”的方式“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改变“书自书，我自我，都不相关”，读书只为“求取富贵”的状态，可谓字字珠玑！高攀龙不畏强权，以身赴死，也实现了他“以身立教，非以言教”的追求。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