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而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对个人乃至国家、民族来说都至关重要。清华大学大数据行为研究室研究发现，18世纪以来，人类的心理幸福感普遍发生了明显滑坡。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急躁、忧郁、不确定性以及道德失控的可能，功利主义、物理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的出现与城市化的进展也有着颇多关系，这些现实问题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人类幸福指数的变化。然而，今年2月发布的《全球幸福感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二年蝉联“最具幸福感国家”。

　　风景这边独好，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但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下，人们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良情绪甚至心理问题。从心理学角度，如何理性看待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如何跨越文化差异，实现有效沟通？在逆境中、疫情侵扰下，如何化解负面情绪，收获幸福人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积极心理学创始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他认为，“幸福人生就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弘扬利他精神，踏踏实实地去做事”。

　　彭凯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创始人，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IPPA）中国理事。荣获清华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记者：2021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21）》显示，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国民众安全感、公平感、信任感有所提高，获得感和幸福感逐步提升，具备心理弹性、亲社会行为参与度、国家认同程度较高等有利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民心民意的晴雨表，报告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民心民意基本盘扎实稳固，我国社会心态主流向上向好。您认为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彭凯平：怎样的社会心态是积极的？十九大报告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清晰的定位，那就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这6个方面的心理状态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从心理学角度，人最深切的存在感是人生活动与人生意义的根源。深层的存在感需求通过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等的渴望而丰富起来。在社会条件下，个体存在感聚合成群体存在感，进而形成一个具有独立特征的整体社会气质，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心态。

　　我国社会心态主流向上向好，表明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国之大者”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一方面继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顺应了正确的历史规律，形成了良性的文化心理与制度心理。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讲:“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正是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明显提升，这是民心民意基本盘扎实稳固的先决条件。同时，党和政府领导有力，攻坚克难，解决了诸多难题、办成了许多大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逻辑体现，更是经过事实检验的卓越的文明张力与价值彰显。

　　记者：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社会依然面临食品、个人信息和生态环境安全感不高，个人物质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程度不理想等不利社会心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主动引导、及时引导、深度引导，着力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塑造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如何理性看待改革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彭凯平：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存在感与人趋利避害的本能息息相关，同时又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避害机制体现为以焦虑、恐惧、不安、愤怒、忧伤等为代表的负面情绪与心理状态；趋利机制体现为快乐、愉悦、安全、幸福、丰盛等为代表的积极情绪与心理状态。任何个体与任何社会都不是完美的，我们要正视问题和解决矛盾，并积极引导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与态度。

　　在中国的文化心理传统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辩证法。辩证思维就是用全面、发展、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和矛盾，在不利因素中发现并运用有价值因素。社会热点与难点问题往往直接影响着人们在生存、生活与生命3个层面的存在感和幸福感。在辩证思维下，我们就知道社会进步是动态的，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用积极的态度容错纠错、改进创新，恰恰是个体与社会最需要的正能量。同时，我们要敢于直面社会关切，积极解决人们心中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这是有效缓解社会不良情绪，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的现实之策。

　　在疫情袭扰下打一剂“心理疫苗”

　　记者：近期，全国疫情整体呈现稳定下降态势，但又有新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发生，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社会心态主流向上向好的态势下，出现了焦虑抑郁、交流障碍、疑病恐惧等不少心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疏导工作，强调要“主动做好心理疏导”“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请谈谈在疫情袭扰下，如何化解心理危机？

　　彭凯平：去年，《柳叶刀》杂志在一项针对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疫情下心理状况的研究显示，疫情以来全球范围内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分别增加了28%和26%。可见，我们国家几年来所坚持的抗疫举措，事实上对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具有多么大的意义。同时我注意到，疫情以来，中央文明办相继印发有关通知，呼吁同舟共济、精准施策，在抗疫实践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这也为降低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产生了有益效用。

　　跑过马拉松的人都有体会，前期靠体力，中期靠脑力，后期靠心力。能够跑到终点，靠的是心力支撑，我们称之为心理韧性。疫情期间，人们的生活也和跑马拉松是一个道理。我认为，在疫情袭扰下，全社会需要极大提高心理韧性，同时消除“心理任性”。如何提高心理韧性？这就需要理解并把握心理韧性的3重境界。第一重是复原力，指人从逆境、冲突、痛楚、失败和压力中恢复的心理能力，体现为坚韧与勇敢。第二重是抗逆力，这是面对长远目标时的努力和耐力，人一生最大的资本，就是学会如何面对失败和对抗逆境。提升抗逆力，意志力培养则显得相当重要。第三重是创伤后成长，是指逆境后的心理功能提升，通过意义感的发现、亲情感的确认以及幸福感的获得，为自己打一剂“心理疫苗”，将逆境作为通向成长的途径与机遇。

　　记者：思维是探索和发展新事物的心理过程，文化的差异往往会导致思维的差异。从心理学角度看，您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如何跨越文化差异，实现有效沟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又应如何突破文化差异，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彭凯平：沟通的本质就是文化的沟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化心理，成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最大的挑战与机遇。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从2012年到2016年进行了一项为期4年的大数据分析。通过对存贮在某搜索引擎云端9种语言从公元零年到公元2000年的出版物进行大数据词频分析发现，人类社会大发展、大进步的时代，无一不是人类社会生活大规模交往、大范围活动、高频率沟通的合作结果。研究表明，善意与合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文化基因”和源动力。“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向来是中国人所主张的。对待文化沟通，任何人与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以强迫的姿态去试图改变对方的文化属性，而是应该在互相理解与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积极对话、沟通与合作。我认为跨文化沟通的效果，很大程度依赖于我们是否能让对方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某种心灵的感应和响应，这是一种感动人心、激励人心、召唤人心的暖实力。

　　幸福不是片刻欢娱而是倡导利他与踏实做事

　　记者：2016年，您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标志着我国率先建成世界首个将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转化的科技创新孵化平台。幸福科技实验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房子”，在您心中，幸福是什么，幸福离我们有多远？ 

　　彭凯平：字义上的幸福是人们的一种综合心理体验，涉及幸福感本身与带来幸福感的载体以及对情境的认知判断。它是情感，也是判断；是当下体验，也是对未竟的憧憬。获得幸福与追求幸福也没有谁先谁后、谁对谁错，或者谁比谁更有意义、更先决、更有优势。人类有别于动物最显著的能力中就包括审美、创造力与同理心。但真正的幸福，不仅是个体的心理感受，更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美好与善意地渴望和拥抱。当你旗帜鲜明地倡导利他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负起对个人、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并且以开放谦虚的心态面对世界的纷繁复杂时，便不会沉迷于片刻的欢娱、陷溺于浮华的低级趣味，如此，幸福与你的距离便近在咫尺了。

　　记者：作为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请谈谈如何运用积极心理化解负面情绪，充盈幸福感？近年来，中产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纾解中产焦虑？

　　彭凯平：积极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近30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具有科学、积极、行动的3个特征，它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力图揭示积极的心理机制与生理机制对于个体以及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作用和意义。运用积极心理学缓解负面情绪，就是要运用科学心理原则指导实践，一个人只有在科学认知的前提下做事，在遇到困难时才不会轻易放弃。同时，及时用积极力量来转移、替代、升华消极力量，理性地将想法付诸行动，做到知行合一。

　　中产阶层被称为世界上最焦虑的一群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精致、工作稳定，物质相对富足，但总感觉遭遇变故时抗风险能力仍然有限，因此精神上充满不安和无力感。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丰富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外，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要摒弃精致利己主义的思维，不要心心念念阶层跃升还是滑落，而是多一点无我精神、奉献精神和利他精神，多去做对社会对他人有意义的事，公正无私、扎实肯干、奋发作为，幸福感就会悄然来临，就会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时代。如同马克思曾给出的思考，“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

　　【采访札记】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义的事

　　2008年，应清华大学之邀，彭凯平回国参与复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此前，他已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授，也是这所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第一位华人心理学教授，并担任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回国后，他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除了复建学系和教学管理等事务，还积极推进社会心理学精品图书的编译与出版、成立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创办“孵化幸福”的实验室、开展“幸福园丁教育”项目……这些都来源于他对积极心理学在中国推广运用的坚定与执着。

　　作为一门学科，现代心理学起源于西方，因此世界上主流的心理学研究对象与结论大多指向西方的文化与心理特征。这正是推动彭凯平回国发展并扎根于清华大学的最重要动力。他认为，积极心理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人民的心声，更是心理学界的责任。一方面，现代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非常需要心理科学的滋养。因此他不仅潜心学术研究、坚守教育一线，还利用自己出资、朋友捐赠等形式，为各地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中小学老师和校长提供免费积极心理教育课程，再通过他们将这种教育理念推广开去。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中国心理学家共同努力，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心理学领域扩展到更为多元的全球语境之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积极心理下的积极生活是一个思考、探索、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实现梦想的过程。”彭凯平表示，每个人的内心都在被一种对世界的诠释、对存在感的渴求和对达成价值实现的期待所推动着，这是人类思考和探索万物的根源。通过思考和探索，产生对生存安全、生活美好、生命体验高尚且富有意义的渴望与认知，并用认知指导实践、用实践深化认知。也就是说，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价值，才能收获充盈而幸福的人生。

　　老一辈清华大学社会学者费孝通、陈达、李景汉等以鸿儒之志与躬行之德，成为彭凯平心中的绚烂之光。他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彰显着一名当代学者的责任担当，体现着一位归国游子的赤子之心，诠释着幸福人生的深刻内涵。提到自己的幸福感，他说：“幸福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义的事。它来自于使命的感召、责任的动力、承诺的决心，不会因困难而退缩，也不会被欲望所动摇，更不会因诱惑而迷失。这种幸福感是被生命激活的自我超越，推动着我们向前去，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幸福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