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乃大人之学,集中讨论的是修己治人的学问,“致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修养方法。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主张“致知”的“知”就是良知,于是把《大学》的“致知”发展为“致良知”。按照王阳明的讲法,人性中的本然之善就是“良知”,道德修养的方法就是“致良知”。“良知”并不神秘,其实就是人的道德意识,即通常伦理学上所说的“良心”,它对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良知人人本具,完完全全,无少亏欠
从前有个读书人,跟随王阳明学习。他第一次听闻“良知”,颇感费解,就突然发问:“什么是良知?是黑还是白?”满座皆笑,其人赧颜。王阳明从容答道:“良知非黑非白,其色正赤。”弟子不明白,王阳明接着解释:“使你脸红的,不正是良知吗?”
其实这是明代的一则笑话。不过,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却体现出“良知”作为道德意识的特点,值得体会。
“良知”人人都有,连德行有亏的盗贼都概莫能外。曾经有个书生,每晚都在家念书。一次有贼夜入,被仆人抓住,带去请他发落。儒家注重道德教育,这位书生便与贼讲人人都有良知,要按照良知去做。不料贼听罢哈哈大笑,反问:“我的良知在哪里?你指给我看看!”书生想了想说:“你把衣服脱了,我就告诉你。”贼脱到最后,只剩下裤子。书生说:“还没脱干净,还得脱。”贼就说:“不能脱了,不能再脱了。”此时他对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人都有羞耻心,凡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这叫作“行己有耻”。贼说自己没有良知,可是让他脱裤子,他怎么不脱呢?正是良知激发了他的羞耻心使然。可见,即便是贼,也良知未泯。
“良知”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它首先是道德理性,能够知善知恶,引导人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所以王阳明将它比作人人自有的“定盘针”。它同时又是道德情感,能够好善恶恶,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也就是说,喜好善举,如同喜欢美丽的女子,厌恶恶行,仿佛厌恶腐臭的气味,一切都自然而然,发自内心。
致吾心之良知,扩充至极,知行合一
孟子明确地说:“徒善不足以自行”,善心也就是良知,所以要存养勿失。但仅有良知还不够,礼义廉耻等伦理德目,不是空悬之理,是要靠道德实践来完成的。那么如何行?如何践?还有一个问题是,良知虽然人人现成具有,但却常常被私欲遮蔽,不是良知的本来面目了。那么良知如何时时呈现?在王阳明看来,这都要靠“致良知”来解决。
所谓“致良知”,有两方面的意涵。“致”首先是扩充,要使良知扩充出去,并且要“至极”。也就是扩充良知,扩充到最大限度,至其极致。另一方面,“致”又是实行,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努力将内在的良知变作具体的道德行为。“致良知”就是从内在的意识、外在的行为两方面,切实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
致良知的修养工夫,并非用力克制的严毅清苦。明代学者罗近溪就曾“制欲太过”而病心火,他自己也说,我刚学习儒家道德修养的学问时,常常是“清昼长夜,挥泪自苦”。罗近溪的病和苦,其实是方法不当所致。后来他说:“当向五更半夜,默默静静,拷问自己心肠”,而如果真能自信良知在我,不假外求,“便骨肉毛皮,浑身透亮;河山草树,大地回春”,呈现出一派生机流畅、活泼自在的和乐景象。
明代另一位儒学大家王艮同样也体会到了“致良知”的和乐,他的《乐学歌》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人心的本质是“乐”,私欲蒙蔽了人心,才会恐惧忧患。私欲萌发时,良知一自觉,可以消除私欲,又回到本来“乐”的状态。“学”就是要用良知去除私欲而获得“乐”的感受,“乐”就是在“学”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中,切实体验到一种高级的精神愉悦。
道德修养实践的安舒之乐,被北宋理学家程伊川比作“日履安地”。程伊川非常严谨,一生谨守礼训。晚年有学生问他,先生日常一切都按礼来做,几十年如一日,是不是太辛苦了?程伊川答:“我每天按照礼行事,就像踏在安全的平地上,有何辛苦?如果不按着礼行事,就像每天都处在险境,那样才辛苦。”所谓“按照礼行事”,也就是“守规矩”,是避祸远灾、“日履安地”之道。如果时时“致良知”,自然“事事皆合礼”。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不但让人出于真实的道德动机,做出道德的行为,同时还能赋予这个世界价值和意义。所以他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这并不是说,没有我的灵明,天地就不存在。王阳明并不关心物理的世界如何,他所面对的是伦理的世界、价值的世界。在他看来,价值世界的意义正是通过人的道德活动而透显。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灵光一现,万物的意义由此喷涌而出,山河大地顿现万机。
古人特别强调道德人格的伟大,认为有德之人与天地一般,是这个世界的共同创造者。我们今天虽然不必要求人人到达道德制高点,但是须知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能致良知。既然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所以要挺起脊梁,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作者单位:天津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