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所未有的惩治态势之下，基层腐败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基层同志也反映，腐败手段不断翻新升级，日趋隐形变异，伴随信息技术发展、社会治理变化等，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情况、新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吃拿卡要问题好转，骗取补贴问题突出

　　“以前的基层腐败主要表现为吃拿卡要、与民争利，如今随着监督执纪力度的加大、老百姓维权意识的提高，更多的腐败黑手伸向了国家。”在调研中，听到了很多类似反映。

　　从查办案件情况看，坑国家集中表现为套取、骗取国家补贴。调研发现，基层干部直接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现金补贴现象有所减少，而随着乡村振兴深入开展和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套取项目补贴的腐败行为逐步增多。围绕产业振兴这一乡村振兴的“重头戏”，有的干部与企业主相互勾结，不管有没有“鸡”，先把“鸡舍”建起来，用空厂房、假项目骗取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量大、技术要求低，更令某些基层干部趋之若鹜，他们通过以次充好、以少充多等方式将普通田地谎报为高标准农田，甚至直接“数字造田”骗取补贴。标的不大但数量众多的镇村小额工程项目，其中隐含的腐败问题同样不容轻视，如西北某镇财政所所长违规承包村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操纵第三方评估公司虚加工程造价，非法套取财政资金20余万元。类似这种通过虚增工程项目、违规加大工程标的等方式将国家的钱装进“私人口袋”的现象，调研地区都有不同程度存在。

　　明火执仗的少了，转入地下的多了

　　不少地方纪检监察干部反映，基层干部明目张胆、毫无顾忌贪占索要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转入地下、隐蔽收受仍时有发生。有的一对一私下交易，第三者在场不收、不是熟人不收、物品无发票不收；有的不见面隔空送礼，或通过微信红包、银行转账等“送礼神器”收送“好处费”“辛苦费”，或借助“电商+快递”渠道实现“土特产”“小心意”的悄然送达；有的不直接出面隐居幕后，利用“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暗中操控，培养“钱袋子”代为保管不义之财，扶植“代理人”掩盖权钱交易；有的不当时获利搞延期变现，在任办事、退休收钱，通过打“时间差”将手中权力“期权化”；有的不伸手要钱只用不收，房屋车辆能借就借、能占就占，吃住游玩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定有“朋友”帮忙买单，自认为只要不收钱就不算违纪，实质已然落入贪腐陷阱。

　　农村腐败问题占比下降，社区和乡镇问题相对增多

　　“尽管农村问题相对减少，但近期信访反映和监督发现的问题仍以村级为主，村组干部腐败占六成左右。”调研中，东部某地纪检监察干部向记者介绍道。在查处的农村腐败案件中，有两个显著特点值得关注，一个是村级普通党员违纪违法问题以酒驾醉驾、打牌赌博为主，另一个是与违反廉洁纪律相比，违反工作纪律的相对增多，如中部某村为解决贫困户就业增收问题，让一人占用多岗，甚至让哑巴担任宣传员，还有多地为解决村级招待票据问题，以白条入账的情况屡屡出现。

　　随着农村腐败问题下降，社区和乡镇干部的腐败问题占比开始相对增加，并且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村改居”时一些社区往往涉及征地拆迁，腐败问题易发高发。另一方面，伴随综合执法改革的推进，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和执法权下放到乡镇、街道，由于人手不足、能力有限等因素，有的综合执法队伍不仅专业素质有所下降，且因监督难以及时跟上容易滋生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多为“一对一”腐败或“内部人”腐败，除以案带案、以案查案外，很多地方表示难以及时发现。另外，从腐败主体上看，呈现出多元化和年轻化的特点，既有事业单位干部，又有聘用制人员和公益性岗位人员等等，并且财务岗位也成了违纪违法的“重灾区”，很多干部被“围猎”时只有二三十岁，纪法意识较为淡薄，难以把持自己，致使“早节不保”。

　　基层减负屡治不力，奢靡享乐有所反弹

　　“三天两头让填表格。有脱贫户甚至跟我说，你们别来家访了，这个补助我不要了！”说起过度留痕问题，西北某地村支书苦闷颇多。

　　不只“痕迹主义”让人诟病，其他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同样令人反感。“以前文山会海多，现在则是检查考核过多过频。”中部地区某乡党委书记反映，“让我们无奈的是外行检查内行，一张口啥也不懂。”为了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检查，一些地方可谓绞尽脑汁，有的打造“检查路线”“样板间”，专做接待检查之用；有的为了在考核中拿到好名次，想方设法与上级干部“拉关系”“套近乎”，力求争分进位，引发腐败和作风问题。

　　调研发现，不担当不作为问题高发凸显，值得关注。以前基层反映较为集中的是干部口大气粗、高高在上问题，当前则聚焦在消极应付、躺平躲事儿上，一些干部信奉“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宁可躺平任嘲也绝不担当作为。一些财政吃紧地区，预算难以及时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躺平”现象。

　　吃喝歪风呈现反弹回潮，也在调研中不断被提到。以前公款吃喝多，现在不吃公款吃老板占据绝大多数。某市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主任介绍，曾经有一段时间，即使是吃老板，大多数领导干部也不敢贸然前往，而现在当地大的民企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内部小食堂，除接待商业客户外，还用于宴请政府官员。

　　“内生腐败”正在得到遏制，“外围腐败”潜滋暗长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但一些地方的权力外围人员却大玩“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特别是在行使执法权的临聘人员身上，各地区不同程度都发现了腐败和作风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往往出现在办理装修手续、审批占用公共区域事项和消除车辆违章信息等方面，“给包烟就能办快点，不打点就且排队吧”。而在有的发达地区，聘用人员的执法行为对商户、企业的影响更大，违纪违法所得往往更高。对此类人员，各地的处罚宽一点就是罚扣薪酬，严一点也不过是直接辞退，致使违纪违法成本低下，问题屡禁不止。

　　腐败“蛀虫”不仅仅是临聘人员，一些公职人员与地方中介机构逐步形成“隐形利益圈”，通过人为设置“门槛”，刁难、暗示、推荐、指定等手段，将群众“逼”向中介，造成“正常办事不行、中介啥都能办”怪现象。还有一些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把生意经念歪。某些本应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受利益驱动主动帮助被检测单位蒙混过关，专业力量变成公关力量，扰乱市场秩序，影响科学决策。

　　除了以上新形态，在调研中记者还发现，当前基层腐败不平衡现象有所增强，地域性、行业性差异日益加大。不仅东中西部腐败问题类型差异明显，并且同一省、市内的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差异也比较大。如在规范村级“三资”管理方面，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已开展多年，而有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尚未起底梳理；在简易工程腐败治理方面，有的地区已结合实际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有的地区尚未深入查处甚至未发现该领域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