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从1978到2018年，40年风雨兼程、40年挑战接踵，正是改革，让中国的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让中国成为“让世界仰望的‘北极星’”。历史雄辩地证明，党和人民的事业因改革而兴、而强、而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改革，浓墨重彩地谱写出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蹄疾步稳、步伐铿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给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高起点谋划、高效率推进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云帆高张、全面发力

　　思想的光辉照亮征程。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利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利于坚持标本兼治、巩固扩大反腐败斗争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深化改革的新设计师、泱泱大国的领航者，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推进改革注入了强大思想动力，照亮并指引着改革前行的道路。

　　单独列题、单独设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高起点落笔。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纪检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嵌入其中。1个多月后的2014年初，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小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位列其中。

　　以党内监督全覆盖带动国家监察全覆盖，以纪检体制改革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打下基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这枚起笔不凡的妙子，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棋局上走出了不凡的棋路，既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进程，又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探索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

　　遵循总体设计、试点先行、总结经验、全面推开的行动逻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改革的路子。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改革成果载入宪法和监察法，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和协调推进，改革于此站稳了第一台阶。这一路径，体现新时代特征、契合新时代要求，堪称独一无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案。

　　而与这条深深烙上新时代鲜明印记的改革路径与方法相伴的，是令人惊叹的改革速度与效率。“紧锣密鼓、昼夜兼程”，这是浙江省委对改革试点工作提出的要求；“三天三夜攻坚战”，这是改革试点冲刺阶段辽宁丹东火热的现场办公。地方上的昼夜“施工”、只争朝夕，只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高效率推进的一个缩影——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发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号令；同月底，中办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隔不到四个月，今年2月25日，随着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完成组建；3月，国家监委正式成立，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满打满算五个月不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顺利“封顶”，在改革开放风云激荡40年之际再次彰显了“中国效率”、刷新了“中国速度”。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步入“深水区”，仍须不断深入，改出更新的新气象，改出更强的战斗力。

　　集中统一、坚强有力

　 以改革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党的坚强领导基础上，都根植于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推进各领域改革包括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目标，这也是检验改革成效最重要的一点。

　　“市委书记带队调研、带队督察，主持召开9次市委常委会和7次试点工作小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北京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北京市委把试点工作列为改革“一号工程”，市区两级都由书记担任“施工队长”，在各个阶段和重要节点，积极研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不囿于北京，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各省区市党委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始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各级党委的靠前指挥，同时也通过抓改革促进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回顾这段改革历程，有党建专家肯定地说。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的“两个责任”，突出了党委在抓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随着纪检体制改革实践的发展，党委主体责任的内容从党风廉政建设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党一起抓的生动局面正式形成；综合运用约谈督促、报告工作、严肃问责等方式，进一步夯实了党委主体责任，打造出明责落责问责的完整“链条”。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严肃追责市委主要负责人，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发生后改组式调整省委领导班子，这些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典型案例，正是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扛责在肩、党的领导加强的鲜明体现。

　　巡视、派驻亦是如此。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背负着中央的信任，体现着中央的权威。党的十八大五年间，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23次研究巡视工作，听取每一轮巡视情况汇报、审议巡视情况专题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每次都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巡视工作方针与任务；各省区市党委积极落实中央精神，切实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纷纷建立省委“五人小组”听取巡视情况汇报制度……可以说，“巡视监督的力量来自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这句话语、“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这个成绩，生动体现党的领导在纪检体制改革中得到加强。

　　派驻机构“派”的权威主要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统一管理，这其实也正代表着中央的权威。从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统一名称、统一管理，到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全面加强对派驻机构的领导、推动驻在部门党组织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赋予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监察权，通过不断推进的派驻机构改革，驻在部门党组（党委）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党委书记定期研判问题线索、分析反腐形势、把握政治生态，第一时间听取重大案件情况报告，认真审核把关初核、立案、采取留置措施、作出处置决定……一环紧扣一环的改革举措，也从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决策程序上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具体化。党委工作措施不断细化，由原来侧重“结果领导”转变为“全过程领导”，牢牢把握住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党领导的反腐败工作体系更加科学完备。如山西黑社会组织首犯任爱军违规违法减刑一案，省委直接领导、省委书记一线指挥，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查明93名涉案人员，充分发挥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

　　凝聚强大合力，释放不竭动力

　 改革的制度优势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城管辅助执法队组长杨贵蓝，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中共党员，因涉嫌受贿，受到监委调查；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社阳乡国土站协管员翁腾羽，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编内”的正式工作人员，因涉嫌贪污，受到监委调查……

　　编外、协管、非党员，这些对象特殊的案例，向社会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过去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覆盖不到的人群，都被纳入到监察范围，再也逃不出监督大网。以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初心不改、持续深入，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逐步构建，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真正做到全方位、无死角。

　　“与其担惊受怕，不如主动投案”，今年以来形成的“自首效应”在全国各地不断放大，正是改革持续强化反腐高压态势、监督震慑作用充分彰显的一个鲜明印证。如浙江省象山县公路管理段东陈站，一个月内7人投案自首；江西省修水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6名监察对象一起主动投案；广东省清远市房产交易中心原主任蔡勇的规劝信发布后，又有十余人主动交代问题。

　　改革不仅激发了反腐的“满格信号”，更助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回顾各省区市留置“第一案”，从采取留置措施到结束留置，办结时间明显提速——江西，17天；陕西，24天；北京，28天；浙江，33天；新疆，35天……这无疑是得益于改革后反腐力量的整合、调查措施的全要素试用，于法有据既彰显法治威力，又释放高效优势。

　　以内蒙古留置“第一案”杨国文案为例，面对行贿人互相通气、专案组连续谈话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僵局，自治区监委有效运用留置措施、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案件又好又快办结起到了“撒手锏”作用。

　　再如监委发出的首个通缉决定——今年5月，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挂出了一张云南省公安厅的A级通缉令，通缉对象是西南林业大学原校长蒋兆岗。9日潜逃、11日通缉、30日抓获，短短20天追回“失踪”校长的背后，是改革密切了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配合，体现了反腐败手段更加丰富、打击腐败更加有力，这也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次小露锋芒。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各级纪委监委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规范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依托纪检、拓展监察、衔接司法的制度体系。

　　今年2月，有几位特殊“访客”找到了在重庆市某监狱服刑的张某并展开问话。从以前“至少得跑三四个地方、程序繁琐复杂”，到现在从开始狱中问话到问话结束只花了不到1小时，渝中区纪委监委干部的经历，正是体制机制运行愈发顺畅一个力证。

　　查办案件是这样，追逃追赃也不例外。今年4月24日“天网2018”行动启动；6月6日对外发布50名外逃人员有关线索；6月22日赖明敏外逃17年后回国投案，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到案“百名红通人员”；7月11日外逃17年之久的许超凡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11月30日外逃13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成为国家监委引渡第一人……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着追逃追赃的坚实足迹，生动体现出改革蕴含的制度优势正加速释放。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2018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不仅迎来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组建40周年，更迎来了祖国改革开放40周年。“劲”不可泄、“势”不能转，牢牢把握深化标本兼治的改革目标继续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向前进、以深化改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进展，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对40周年这一特殊历史节点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