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党的十九大正在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当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时，不少聆听讲话的干部都听到了“纪律建设”这个词。

　　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表明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彰显了我们党以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如果用一条红线来贯穿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管党治党的探索过程，纪律建设毫无疑问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条。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纪律是我们党的传家宝。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以严明的纪律作保障，最终赢得民心，取得革命胜利。进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严明纪律当作实现理想的重要保障，并强调，“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

　　那时，我们党之所以强调纪律，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而言。随着市场逐步放开和对外交往增加，诸如索贿受贿、走私贩私、“官倒”等腐败问题“来势汹汹”。对此，党的十三大鲜明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不断加大对干部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先后查处了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王宝森案、陈希同案，以及湛江、厦门特大走私案等大案要案。这一时期，我们党严明党的纪律，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大力惩治党员干部中的腐败问题，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顺利前进。

　　时间跨过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从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政治纪律，到三次全会强调组织纪律，到五次全会提出政治规矩，再到六次全会强调“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既划重点，又提要求，不仅丰富了纪律的内涵，还体现了他对纪律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机关把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严肃查处“七个有之”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凸显纪律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

　　实践在前进，认识更深化。无数案例表明，党员干部破法必先破纪。而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纪严于国法。基于对纪法关系及“破法必先破纪”规律的准确把握，党中央提出“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的思路理念，强调“把纪律挺在前面”，不仅为加强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更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规划了实施路径，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成为管党治党思想理念的一次飞跃。

　　只有加强纪律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挺到法律前面，强化党员干部的红线、底线意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才能有效堵塞“小问题”酿成大祸害的漏洞，改变腐败发生、发展的轨迹，从源头上阻断不正之风和腐败滋生的通道。从这个角度看，“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加强纪律建设，首先要把纪律规矩立起来。

　　对于法规制度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有过深刻阐释。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他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十二大又通过了新党章。此后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党内法规制度出台，为捍卫党的纪律、加强作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法规制度的重要作用，认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2012年12月4日，十八届党中央履新不到一个月，被誉为“铁八条”的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此为开端，六年来，包括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问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在内的150多部党内法规被制定或修订，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规矩立起来、让管党治党严起来的坚定决心。

　　立规修规的过程，也是我们党深化对纪律建设认识的过程。以党纪处分条例为例，修订前原条例纪法不分，将适用于公民的法律规范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标准，降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2015年修订时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将原来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为六项纪律，还删除了79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条款，纪律特色更加彰显。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坚持令行禁止，强调党内法规一旦制定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强调“执行党的纪律不能有任何含糊，不能让党纪党规成为纸老虎、稻草人”。习近平总书记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如赴地方考察调研或出国访问时，都亲自审定方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先是党委要管、党委书记要管。党委不讲责任，不追究责任，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以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为抓手，党中央将抓纪律的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让一把手扛上，推动纪律“严起来，执行到位”。党的十八大五年来，全国共有153.7万人受到处分，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有5.8万人。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高级干部被查处，向全党全社会宣示了“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铁规不断发力，禁令持续生威，彰显了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给纪委提出更高要求

　　纪委是管党治党重要力量。加强纪律建设，纪委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一部40年改革开放史，同样是一部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机关恢复重建后严格执纪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纪委的职责任务、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标在不断调整和深化。从职责任务看，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纪委提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之后又上升为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任务并重。从工作方式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纪委注重惩戒对领导干部的震慑作用。九十年代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目标，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工作目标看，从最初以“遏制”为主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后来逐步发展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高度凝练为“监督执纪问责”六个字，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机关回归党章，推进“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目的就是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更好地维护党章党规党纪，把不该管的工作坚决交还给主责部门。中央纪委率先垂范，将参加议事协调机构由125个减至14个；调整内设机构，取消执法监察室、绩效管理监察室等部门，在不增加编制前提下，将纪检监察室从8个增至12个，使执纪监督力量占内设机构人员的70％。

　　随着我们党对纪律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特别是“把纪律挺在前面”提出后，纪检机关工作理念发生了变化，在工作中逐渐克服了以法代纪的惯性思维，纠正了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而是把纪律作为尺子管全党、治全党。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化，为把纪律挺在前面提供了实现路径。在中央纪委示范带领下，各级纪委积极践行“四种形态”，全面梳理问题线索，积极开展谈话函询，对审查对象以“同志”相称，推动党组织加强日常教育管理，从以“法”为标准转向用“纪”约束党员行为，使党员干部自觉守住底线，管住全体党员这个“森林”。2015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共处理403.8万人次，四种形态分布呈现出合理的“倒金字塔结构”，真正起到了抓早抓小、层层设防的作用。

　　“四种形态”既包含惩，又包含治；既体现正风反腐的“雷霆之势”，又展示治病救人的“菩萨心肠”；既抓关键少数，更在管住绝大多数上下足功夫，有利于实现标本兼治，达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监委成立后，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手握纪律和法律“两把尺子”，拓展了工作广度和深度。新形势新要求下，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切实履行好监督首责，为推进“三大攻坚战”、机构改革等重大决策部署提供坚强保证。

　　从“包打天下”到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从站在法律底线到挺纪在前，从抓少数到管住绝大多数，改革开放40年来，纪委职责定位、理念方式、工作目标的变化，不啻一场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纪律本色无疑更加彰显。